我没有主意，就说：“我是想参加的，但得回去跟我父亲商量商量。”
堂兄着急地说：“那可不行！你在党只能你知我知，不可以告诉你父亲和别人。只要你愿意就行。”
我表示同意加入共产党。过了不久，堂兄告诉我：“你在党的事，区委已经批准，以后有什么事我与你单线联系。”
后来区委来人和我见了面，我就这样秘密入党了。当时斗争环境残酷，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我入党的事父亲一直不知道，他只是觉得我在村里的工作更多了，更忙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这事。
我能顺利入党，和堂兄这个入党介绍人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一直忘不了他。堂兄宿进周，号宿老从，1908年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杨家庄村。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活动。1944年3月介绍我秘密入党。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脱产参加革命工作，在晋察冀边区的兵工厂管物资供应。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燃料部下属河南一个煤矿负责供应工作，副处级。因工作成绩好，多次受到领导表扬。1971年夏，他因病逝世，享年63岁。
不脱产的区干部
征收公粮
我入党后，就做了村干部，管征收公粮。当时晋察冀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度，将土地定出标准产量，土地好坏经过折算，再按照人口除免征点，计算出分数，征收公粮，即按照分数承担。这种按照税率来征收公粮的办法，是晋察冀边区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较1941年以前实行的“合理负担”办法，即由村民评议，“富者多出，贫者少出，无者不出”的征税办法更具客观性，负担面更大，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
杨家庄村按照统一累进税表计算出各户征收公粮的数额，这是一项很繁重的计算工程，又是一项全新的基础工程，艰巨而复杂。由村里的三位珠算高手：两位堂兄宿进生、宿进周和我将这些数据一一计算出来。我算盘打得好，人又年轻，村里人都挺信任我，每每有疑问，经常找到我询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交这么多？”我就一五一十地解释，如何乘除如何加减，直到大家都弄明白为止。
那个时候，我是“不脱产”的区干部，所谓“不脱产”，就是指既不离开家里的劳动生产，又参加革命，做区政府分配给的工作。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完全是当时特殊的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区政府处于抗日游击环境中，并没有固定的驻地，而全区下辖38个行政村，百姓们有事了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找人办理，这怎么能行呢？于是，“不脱产”的区干部就应运而生了。我受到区政府的委派，负责杨家庄村、东庄村和独古庄村3个村的征收公粮和婚姻登记工作。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战争时期，粮食更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征收公粮是很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八路军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那时候粮食问题很是严峻：一方面，日军千方百计封锁抗日根据地，不许一粒粮食进入抗日根据地，企图饿死、困死根据地人民；另一方面，日军和我们拼命抢夺粮食，所以粮食就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而保证粮食的安全则是其中的关键。
如何保证粮食的安全呢？我经过周密的部署安排，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发动群众，配合武装保卫与护送，胜利地把征收的公粮全部运输到了根据地，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赞扬。
负责婚姻登记工作
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行新的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反对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除此以外，凡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均可登记结婚。
我在负责婚姻登记工作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一男一女两个独古庄村的年轻人，来到登记处准备登记结婚。我经过与两人的谈话审查，认为他们符合结婚条件，准备予以登记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同意结婚吗？”
没想到两人回答说：“不同意。”
我听了非常吃惊，不同意结婚还找我干什么呢？于是我又问：“你们俩愿不愿意结婚呢？”
两人又回答说：“愿意结婚。”这下我更纳闷了，既然愿意结婚，怎么又说不同意结婚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见我迟迟不登记，跟他们一起来的介绍人看出了我们的疑虑，就解释说：“他们的‘不同意’就是‘没有意见’的意思”。
“‘不同意’和‘没有意见’这两个差远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进一步强调说，然后又问两个年轻人：“你们俩愿意结婚吗？”
“愿意！”他们回答的非常痛快，表情还是高兴的。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他们是愿意结婚的，只是因为没有文化，说话词不达意，表达不清。于是我就给他们俩开了结婚证。这两个年轻人捧着结婚证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回家举行婚礼去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感叹：要进行抗日救国和恢复生产，没有文化还是不行啊！
当村民校教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为了提高抗日的综合战斗力，民主政府决定开展识字运动，举办抗日民校，对民众进行抗日文化教育。我当时年轻有文化，能写字会珠算，在村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算得上是年轻人的学习楷模。因此，村党支部就聘请我当民校老师，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才智，使我得到锻炼，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我的影响力促进村抗日民校教育的开展。
村里决定开办抗日民校的消息传开后，村民们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开学第一天的情景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不脱产的区干部
那天晚上，三间屋的教室里都挤满了人，许多村民都早早来到教室里等着开课。我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和大家充满期盼的眼神，心情异常激动。我平静下心情，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了“庆祝河北省曲阳县杨家庄村抗日民校开学典礼”这20个大字。
然后，我领着大家多次朗读这句话，并给大家讲解说：“这20个字就是我们抗日民校开学第一天第一课的教学内容。它说明了我们民校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民校，而是抗日民校，是为了抗日而办的学校，所以我们要学习抗日文化和抗日技能，提高抗日本领，增添抗日力量，积极抗日，努力抗日，争取早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这样的民校在我们村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是可喜可贺的大事件，所以我用了‘庆祝’和‘典礼’四个字，是为了表示隆重的意思”。
2005 年10 月，生槐哥来京时留影，抗战期间的党员全村只剩我们二人健在
左起：宿世芳、宿生槐、刘钢
除了我以外，民校的老师还有宿生槐、杨进川和宿登友。民校的教学都是以抗日内容为中心组织的。村里的墙上写了很多宣传抗日的标语，如“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援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坚持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等。我们就组织村民学习这些内容，这既是识字教育，又是抗日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