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民校还上音乐课，请村里抗日小学的高淑明老师来上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先认歌词，再教唱歌，唱歌与识字相结合，音乐熏陶与爱国主义教育统一，生动活泼，效果很好。
那时候的杨家庄村还有打蔴绳的传统，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家里纺蔴绳，纺好了再拿到集市上去卖。由于要进行交易，村民们迫切要求提高算账的本领，而会算账又是我的特长，于是我又在民校的课程里增加了教算账的内容。过去的一斤（1斤=0.5公斤）是十六两，如果一块钱一斤，那么一两是多少钱呢？这不用算盘，用“斤称溜法歌”马上就可以算出来了，是“一退六二五”，即六分二厘五一两。如果是两块钱一斤呢？就叫“二一二五”，即一毛二分五一两。以此类推是：“三一八七五，四二五，五三一二五，六三七五，七四三七五，八五……”只要背会这个歌谣，平常算斤两和价钱就变成很轻松的事情了，村民们都学习得非常积极。
同时，我还教大家珠算，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教。“斤称溜法歌”和珠算相配合，大大提高了村民的计算能力，促进了市场交易。大家伙都高兴得不得了，感谢我教会了算账。我们的抗日民校因为能教会大家学以致用的知识，越办越红火。
民校还担负着另一个重要的职责：村里开展的任何抗日活动，都是通过民校这个渠道向下布置。渐渐地，民校成为了杨家庄村的抗日宣传教育中心和抗日活动推动中心。我作为民校教师，责无旁贷地成为了这个中心的骨干分子。我每天认真备课、上课，还对村民进行课外辅导，从不懈怠。就这样一直工作到我脱产，调进区政府工作。
搜集情报
那时候，我是村里最忙的年轻人，不但负责写路条、征收公粮、婚姻登记、民校教师的工作，而且还参加了村情报站。杨家庄村距离曲阳县城、路家庄村炮楼和孟王化据点都很近，是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上级党组织决定在杨家庄村建立对敌斗争情报站，专门搜集敌人的情报，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日寇的斗争。情报站的负责人是村支部书记宿老瑶，组成人员有宿老芳、宿进周等，我担任情报书写员。
当时的县委书记葛士英，区长王秋芳，县敌工部长王长江，县敌工干部刘生法、付银柱，区委书记郑克峰，区长郑立章，区敌工干部许江海、戴孟来以及区县各部门的干部经常秘密来到杨家庄村，听取情报站的汇报，指导情报站的工作。如果上级领导不在杨家庄，搜集到的情报，就由我写成材料，派基干民兵或其他抗日积极分子，火速送给有关单位或人员。
杨家庄村情报站工作很出色，受到区、县领导的表扬。当时的曲阳县日伪宪兵队有个5人组成的“灭共”班，对抗日斗争危害极大。1944年夏天，县敌工部利用杨家庄村情报站制造舆论，给敌人提供假情报，采用“离间计”扰乱敌人，借刀除敌。7月18日，日本宪兵队突然解除“灭共”班的武装，将其中恶贯满盈的4名成员处死，这件事大快人心，抗日军民都出了口恶气。
不脱产的区干部
化险为夷
我当村干部时，有一次遇到很大危险。
那时候，我每天坚持练习打算盘，常常天不亮就起床练习。没想到竟然招来日伪特务。那特务看见灯光就闯进屋里，把正聚精会神练习的我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一大早就点着灯？”特务盘问我。
“我是在练习打算盘。”我镇静地回答。
“你们家几口人？”特务还不放心。
“父母和我三口人。”我继续回答。
“有八路军吗？”
“没有。”
特务看我个子很小，实在不像“八路”，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走掉了，真是有惊无险。但这件事却把父亲吓坏了，他觉得太危险，再也不让我早起练习打算盘了。后来，村里修好了地道，天一黑，我就钻进地道工作、学习。
那时候日军正在实行“强化治安”，每天日军警备队在各村穿梭，日伪特务到处游窜，斗争环境更加恶劣，为了坚持抗日，减少危险，村里的抗日干部都把活动转入地下，在地道中坚持工作。
杨家庄村里挖了五百多米长的地道，方向从南到北。地道的进出口均设在堡垒户里。地道里有通风口，有水源，还有防毒、防火、防水的安全翻口机关等，可同时容纳几十人吃住。地道冬暖夏凉，为了安全，村干部、青壮年和民兵一到晚上都钻进地道。有时候区县干部也来钻地道，我们就请他们讲些抗日方针政策、抗日斗争形势等。
到区里当干部
机缘巧合露头角
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我被调到区里工作。1944年的一天，区委干部来到杨家庄村，想见见我这个全村最小的党员。于是，吃饭的时候，村干部就把我叫去了。大家边吃边谈，突然把话题转到路条上。有人问：“你们知道开路条是谁发明的吗？”一时间谁也答不上来。我灵机一动，说：“是春秋战国时商鞅发明的。有‘商鞅作法自毙’的说法，说的就是商鞅改革时定下路条的规矩。后来他犯了法，想逃跑，因为没有路条被抓住。”
听我说完，大家很惊讶，这些大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一个小孩却答了出来。区委干部就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回答：“听二叔讲故事说的。”我二叔喜欢读古书，知道许多历史故事，我听他讲了不少，记下了一些。
这次吃饭，我给区委干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到了1945年3月，区委就给杨家庄村下调令，要我到区里工作。
我10岁丧母，之后便与父亲相依为命，感情笃深。虽然我积极要求进步，愿意到区里工作，可是却舍不得离开家，舍不得离开父亲。我父亲更是不同意我到区里工作。其一是，当时敌我斗争环境恶劣，到区里工作比在村里工作风险更大；其二是因为在村里工作，我平时还能帮助家里干活，到区里工作的话，家里就失去了干活的帮手。尽管村干部、区干部都到我家里做动员工作，但父亲始终不同意。可是区委已经做出了决定，不能不执行。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告诉父亲我要到区里开会，然后就留在区里不回家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我就这样离开家到区政府开始工作了。
到区里的当天晚上，父亲见天黑我都不回家吃饭，心里特别着急，第二天就专门跑到区里找我，要我跟他回家。我理解父亲的心情，但组织决定不能不执行，只得向父亲解释：我已经是抗日的区干部，要按照组织规定办事了，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回家呢？父亲听了，尽管还是十分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得回家，还大病了一场。后来他作为抗日家属，在村里受到优待。
难忘区长的帮助
我能到区里工作，和郑立章区长的提拔是分不开的。
郑立章是曲阳县第八区区长，后来曾任黑龙江省物资局局长。我还在村里当儿童团团长的时候，有一次郑区长到我们村办事，正好碰到了我们盘查没有路条的情报员，还弄断人家自行车辐条的事情，当时他就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儿童团员机智，会办事。之后还听说我入了党，担任了不脱产的区干部，就对我更加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