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太穷了。”我搭话。
“各村穷人多着哩，咱能给得过来吗？”郑区长又问。
“给不过来。”我这时才觉得自己的做法欠妥了。
郑区长又给我讲道理说：“你给她20斤或30斤，加上点野菜省着吃都能吃好久。咱这粮食也不是容易来的，我们要首先保障军需用粮。”
我听了直点头，觉得郑区长的话言之有理，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并把这件事作为教训记在心里。
工作中难忘的事
检查埋地雷
一天晚上，我跟郑立章区长到王化村检查埋地雷，走到一个村干部家里，郑区长隔着窗户问：“家里有人吗？”
屋里有个老大娘回答说：“没有人！”
没人怎么还有人搭话？我正纳闷着，只听郑区长接着问：“大娘，他们上哪去了？”
原来，这个老大娘认为问的“有人吗”是专指男人，不是指女人。区长一听就明白了老大娘的意思，就能和她接上话了。
果然，老大娘听完说：“老郑你来了，他们上村南埋‘爆炸组’去了。”（老大娘认为爆炸组就是地雷。）
区长又说：“那我们就去村南找他们了。”老大娘又说了：“那你可得小心点，别趟上那‘统一战线’（即指地雷的引线）了。”
区长听了说：“没关系，我们知道那玩意儿。”
我听着郑区长与老大娘的问答，感到莫名其妙，而他们之间的问答却是心照不宣，彼此默契。我就问区长怎么回事，听了区长的解释，我才恍然大悟。这其中的奥妙就是干部和群众关系密切，否则怎么能那么默契呢？我对此印象很深刻，明白了这密切的干群关系都来源于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的积累。
晚上睡觉打游击
我工作的八区下面有38个村庄，境内有9个敌人的炮楼或据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抗日斗争，真可谓是应了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通常情况下，区里的干部在某个村召开会议，开完会，都不能在那个村过夜，而是要分散到好几个比较安全的村庄去住宿。这样分散之后，人少目标小，容易躲藏脱险，万一被敌人发现，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有一次，我和几个区干部在晓林村开完了会，就到高庄去住宿。时值七月，天气很热，住在地道里太凉，在房顶上睡觉却不冷不热正合适。曲阳农村的房子房顶一般都是平的，像小广场一样，人可以在上面睡觉。于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就爬上房顶睡着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听到房底下有说话的声音，开始没听清在说什么，仔细一听，原来是日本鬼子与伪军在说话！他们正从房边的路上走过。这突然发生的敌情使我们措手不及，躲不能躲，藏又不能藏，房也下不来。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趴在房上，摒住呼吸不敢动。
不一会儿，鬼子和伪军就从房子下面走过去了，危险的敌情竟然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们都紧张坏了，从房顶上下来才发现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村里人都说：“你们真是太麻痹大意了，这样多危险啊！”我们自己也越想越后怕，“大意失荆州”的教训不能忘，麻痹就会掉脑袋啊！
回到区里，我们几个因为这事受到了区长的严肃批评，他还要求区里全体干部以此为戒，要时刻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我也从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再也不敢轻率行动了。
带枪的区干部
我们那时候的区干部都是有枪的，而且基本上是人手一枪。我们走路带枪，开会带枪，吃饭时怀里揣着枪，睡觉时脑袋枕着枪，枪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护身法宝。各个村庄也都有枪，有的村三五支，有的村十来支，村里还有地雷、手榴弹若干，村里的治安员也都有枪。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村村有枪、区干部人人有枪的情况，完全是由当时和日军作战的特殊形势决定的。
那时候，日军为了把曲阳变成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沿战略基地，在曲阳修建了64个炮楼，有的炮楼就修建在距离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除此以外，日军还从平汉线定县火车站起沿定（县）曲（阳）阜（平）一线挖封锁沟，建据点，置重兵，形成东西数十公里的封锁沟、封锁线，保护着一条直通阜平的公路，时刻准备偷袭阜平。这些封锁线、封锁沟与公路把曲阳大地一分为二，形成了北部山区与南部平原两部分。当时，曲阳县委在北部山区，干部要到南部平原指导抗日工作必须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封锁线，十分危险，甚至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县委领导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南部平原的指导，县委书记研究决定，在曲阳南部建立分县委。曲阳当时一共有十个区，分县委负责县城南部五、六、七、八、九这五个区。后来定县毗连曲阳的一个区划归曲阳，作为第十一区也由分县委领导。
分县委领导的南部平原人口较多，物产丰富，经济条件较好，是曲阳的产粮区，也是敌人背靠平汉路、进攻晋察冀首府阜平的战略基地。因此，日军对这一带地区特别关注，实行“强化治安运动”、“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三光”政策，还推行“良民证”和“保甲制度”，百姓们都不能自由行动，鬼子、伪军、武装汉奸和便衣特务沿着各村封锁沟昼夜不停地巡逻，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面对如此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国人民也只能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来反对武装日军的侵略，这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中国人民只有拥有武装，才能获得抗日战争的主动权，才能取得抗日的主动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中，我参加了八区（即城关区）的工作，成为了一名担负艰巨使命的带枪区干部。
游击战打日军
我所在的城关区是曲阳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那里是日军的占领区，敌人的据点多，日军、伪军、汉奸、特务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抗日斗争无疑会有很多困难。然而，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我们高举抗日的旗帜向敌方挺进。在长期的对敌战斗中，我们逐渐发现了敌军的弱点，也总结出一套应对的措施。
日军的弱点很多，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兵力不足。因此，他们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几何学运动”的战略动作。而我们共产党所采取的游击战，就是针对敌军这个弱点开展的。
我和区里武装部的干部，协助区长组织区游击队和各村的游击小组，顽强地开展抗日活动。我们在敌人占领的城关区各据点周围建立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孤立敌军的“点”，阻止它通过“线”扩大为“面”。通过不断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缩回到据点去。这样一来，敌人的“点”、“线”都不能阻挡区干部，区干部可以在敌军的占领区任意地穿来穿去。“据点差不多都有了我们的‘关系’，有的全部被我们控制。因此，敌伪军的行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特别是无日军的堡垒，均可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