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三驾马车，事业、家庭和健康要平衡与协调，因为有了环爱在背后的默默奉献，让我在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心无旁鹜地去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其实不是我自己有多么强大，而是我背后的人的非常伟大！
2009年，黄环爱（右）为外孙邓睿智（左），在印尼家中理发
2009年，黄环爱（右）为丈夫李治良（左），在印尼家中理发
2009年，黄环爱（左）为外孙在家中讲故事
这个大屋子是属于我与妻子的爱巢，两个人共同的家，那一砖一瓦、一树一花，都是我们共同携手去打造的小天地。平时，我是个不大爱出门的男人，总是喜欢在家里拉着环爱一同做家务。她熨衣服，我叠衣服；她打扫，我提水；她做饭，我洗碗……多少年来，我都像个任性的孩子，喜欢拉着环爱一起做事情，每每看到那亲切熟悉的脸庞，身上就有了无穷的力量，希望家里的家务永远不要干完，这样，我就有耍赖的权利，拉着她一起干干活、说说话。
恶毒的谣言
原本我有意向学习心脏专科，但医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当时我已经过了35岁的界线，让我备感无力。此时与我一同搭档许久的分院副院长的一个建议，让我又再次开启了希望的航船。
他建议我如果真的喜欢救人的话，那么可以当一位出色的医院管理人，这样就可以指挥更多的医生来拯救生命。经过他这么一点拨，我顿时豁然开朗，救人的活不一定要亲力亲为，把整体治疗小组安排好，让他们更好地救助病人，岂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于是我决定在印尼爱朗卡大学攻读医院管理硕士。
1996年，我刚刚找到方向，正值顺风顺水，但噩耗很快就接踵而至。当全家人刚刚过上几年安稳日子的时候，却偏偏让我最小的孩子得上了淋巴癌。当时12岁的他刚刚小学毕业，突然有一天开始高烧不止，我即刻把他送入医院的抢救室，集合十多位专家共同为孩子会诊。但是过了许久，会诊都没有结论，看见孩子就这么一直发着高烧，我和环爱不断地揪着心，妻子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欢笑，湿润的眼眶不断地涌出悲伤的泪水。心碎了，我还从未见过妻子的意志顷刻间倒下的神情。随即我进入会诊室，对着一群医生说：“我要把孩子送到新加坡去！”其实不是我们这边医生的学识不够，而是新加坡的设备远比我们这边的先进。
就这样，我带上了重病中的小儿子来到了新加坡治病。新加坡的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的一位干姐姐过来，询问我医疗费用的事情，我十分清楚手里的这些钱根本不够支付孩子治疗费用，甚至无法支撑过一个星期。她顿时哭了起来，用颤抖的手塞给我一个红包，那里面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如雪中送炭，实在让我感激万分。
但是生活的现实却从来不会同情那些面临困难的人，这世间受挫折的人太多太多了。孩子在新加坡最初还是没有被检查出什么病，没有办法，只有无穷无止地治疗，才能稍稍缓解病痛的折磨。看着那小小的身体在微微地抖动着，苍白的脸颊，紧皱的眉头，身为医生的我深知这种病痛一旦发作起来是多么地要命，我的小宝贝真的很勇敢。但是小小的他，却只是躺在病床上缩成一团，强忍住那翻江倒海般的痛，一点声音都不发出！守护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能，不能为自己的孩子治好病，不能够替他止疼，我是一个没有用的父亲……手上的钱渐渐地少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向那边的医生提出回去的请求。医生在听过我的情况后，竟然以出厂的价格卖给我用药。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孩子的病因依旧没有着落，于是我带着孩子转到了新加坡的国立医院，即国家中央医院，在那里终于被确诊了。听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顿时无比地惊慌，原来是最毒最可恶的淋巴癌！天顿时昏暗了下来，世界真的倾塌了。我屏住了呼吸，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加油，为了孩子，为了环爱，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后来，我在悄无声息中把孩子带回了家，在我工作的医院为孩子继续化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么做其实是无益的。但让妻子能多看到一天小宝贝的脸，感受到他微弱的呼吸还是好的。那段日子，环爱天天都哭成了泪人，守在孩子的病床边，就这么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三个星期后的那一天，小宝贝最终还是微笑着告别了人世。
他走的时候，因为做了太长时间的化疗，那浓密的黑发早已脱落了。那天，妻子守着空空的床很久很久，没有哭，没有悲伤，一切都是那般的寂静。世界停止了转动，大地的悲鸣在逐渐地响彻于天际。倦鸟归了巢，我们的小宝贝回到了天父的怀抱。
就在全家还未从悲痛中渐渐走出之时，医院里却开始谣传起我为了争取自己的地位，而去找了巫师，巫师告诉我高升的条件，就是要用家里的一口人的性命作为交换，而我的儿子就是我高升的砝码！当我听到竟然有这样无耻的谣言时，真是有一种万劫不复的悲伤之感。我对于地位向来淡漠，这个谣言却是对我病逝孩子的最大诋毁，他还那么小就去了天家，那些恶意传谣的人，怎么忍心？怎么忍心呢！
我特别喜欢小孩子。在家里，我时常牵着女儿的手入睡，就好似她是我的第二个爱人。在分院工作的时候，儿科的小孩子是最喜欢让我抱着的，他们总会嘟着可爱的小嘴，使劲贴向我的脸，然后撒娇地说：“抱我，抱我！”那一双双清澈无比的大眼睛，用最简单的话语，最质朴的动作，把世间一切的尘土都统统地扫去了。这个世界，顷刻间就变得干净了。
作为一名最普通的医生，我只不过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能够帮助病人的，我尽力去满足。没想到如此简单的想法，到最后却被泼上一盆俗不可耐的脏水。沉默，是最好的回应武器。
融入“为善最乐小组”
1999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当时，他用哽咽地声音向我诉说，他组织了一个个人性质的济贫活动，名叫“为善最乐小组”。昨天他在TambakBayan组屋看到了一位正在忍受贫困与病痛的病人，当看到这位可怜的人时，他顿时心生相救之意，尔后问过相识的几位医生，但他们却不愿伸出援手。在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我，希望我可以以此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用我的介绍信去你门诊处求诊，可以半价优待吗？”他十分诚恳地询问，我即刻回答：“凭你的介绍信，一律免收诊费。”这是我一贯的从医原则，帮助困苦的人摆脱病魔的纠缠，于是我就此开始融入了“为善最乐小组”。
这个小组并不属于团社的组织，它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会员，仅仅只凭借着个人的一股坚持的意志，同时这个小组更得到许多好心人的支持。
在2001年，我为“小组”的病人进行了第一次大手术性质的治疗，这个义行感动了在天主教医院外科挂牌的林医生，随后他亲自来到中华医院参与手术。这种充满善意的现象，在印尼的医界是并不常有的，何况是慈善性的义诊？！这样的行为引起部分社会人士的不满，指责“小组”以借行善的名义来诈骗捐款。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小组”自身的相关规定，它对经济来源有“三不”规则，即第一，不开口募捐；第二，不上门收钱（“小组”规定需要捐款人自动通过银行汇款）；第三，不接受有条件性或是来历不明的款项。虽然这样的规定看着有些太过刻板，但“小组”收到的善款却越来越多，这其中的捐款人多数是贵妇人（没有任何名流在内）。于是，在部分社会压力之下，我们的援手依旧伸向更广阔的地区，全泗水、超宗教、超祖籍的华裔贫病交迫者也在我们义诊的范围。同时，我也联合了中华医院的几位专科医生随时合作义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