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救援的病症包括中风、癌症割治手术、老人骨折手术、眼科、心脏病等病症，而我对“小组”的病人，无论是医院门诊或是住院，一律不收诊费。当然，我这样的义举是少不了妻子环爱的支持与鼓励的。
从1999年至今，将近12年的时间，我们的义援工作在默默地进行着，从不去争取任何社会名气，而是踏踏实实地为病痛中的人努力着。这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在2011年5月，当时是一位患有脑膜脑核炎的16岁女孩，她从重病中拾回了生命，但她贫穷的父母面对着两亿五千万盾（约合20万人民币）却踌躇万千，迟迟凑不出足够的钱。就在这彷徨之时，“小组”的赞助人闻声立即在两天之内，超额完成募捐任务，尔后所余款项寄存在医院财政部，以备救治下一位病人。
在“为善最乐小组”里，赞助人只记姓氏，大家互相并不熟知，除了因我身为医者的特殊身份，一定要与病人见面外，“小组”所有的召集人和赞助人，为了尊重有关人员的尊严，是很少和受惠人见面的。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小组”的成员们忘记了帮过谁，受惠人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帮助了自己。这些“小组”的成员们是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最可爱的人，12年中曾经所有的过往都令我感动万分。
国际化的新道路
在中华医院，我的工作逐渐加重了许多，责任重担让我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此时医院的发展已经渐入佳境，环爱也会时不时地担任医院的中文秘书，帮助我处理一些文件的中文翻译，起草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因为她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自然在医院的一些国际交流中会发挥不小的促进作用。我在考取硕士时，基本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看书或者写论文，经常会忙得身心俱疲。但在我的桌旁，总会有一盏灯陪伴着，准备好我最喜欢吃的花生。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开始一天为家人不辞辛苦的劳作。1999年，我从印尼爱朗卡大学毕业，顺利拿到了医院管理硕士的学位，这是属于我和环爱共同的胜利！
此时，中华医院不但与印尼各地的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从2002年开始同国外的一些医院进行合作，包括新加坡、中国等。其实，这也是与国内的经济大环境相接轨，印尼政府在全国各地提倡留学化、国家化、交流化，经济与文化的大融合趋势已然势不可挡。在此基础上，对于医院的管理方面我一直在困惑与思考，如何加强与国外的一些医学合作。
比如，能不能把我们这里不能治愈的病人，转到合作国的医院；鉴于对病人负责任的态度，在医疗技术更好的医院，对于病情的康复是极其有利的事情，同时医院本身也可以在协作中提高医术水平。此时，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激情的火花，想着未来几年中华医院的大发展态势，心情就激动不已。
2007年，李治良（右二）、黄环爱（右一）与中国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谭家驹夫妇在印尼巴厘岛留影
2010年，印尼泗水市中华医院外貌
在选择医院国际化的发展合作伙伴时，我第一个考虑的是新加坡的国立医院，第二个则是中国佛山市的第一人民医院，与这两家医院相互挂钩，可以在很多方面弥补中华医院的不足，提高医院的整体治疗水平。但当时医院里很多人对此都表示不解，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偏偏要折腾到国外去，认为好好地把医院在国内办好就可以啦！就在我被众人所不理解，拖着疲惫的心回到家中时，环爱却慢慢地对我说，“看你怎样去面对，如果他为了爱，必将给他的是极大决心，精神、力量和毅力来解决他的重担而完成任务。”妻子就是凭着这样朴实的话语，没有太多感情的表露，而只是在静静地告诉我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与信念。
对于我这个超前的想法，当时我的硕士导师却大加赞赏，给予我很大的鼓舞。他当时就说：“李院长看得特别远，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却看到了！”看着导师那微微的一笑，我当即更加肯定了，这一步绝对会给中华医院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实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看到了国内与国际接轨的需求，目前印尼的医疗技术不是很成熟，只有与国外相互合作，才可以提高中华医院的知名度，才能够在国际大舞台上开辟崭新的天地，才能够让我们的医生、护士到国外去学习与实践，请国外优秀的医生来到这里给予我们指导。想到这些，无论工作多久多累，我都会即刻精神抖擞，那是无限的希望在灌入我的身体，促使国际化的梦想早日实现。
我一定要实现这个崭新的梦想！
刺心的玩笑
对于牺牲自己的年假，却反遭诽谤的事情一直让我十分痛心。那个时候，我和医院的几位年轻医生一齐进修由雅加达YayasanPendidikanIntnalAuditor（内部审计员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内部审计学硕士学位。其实这项科目在印尼是个十分敏感的经济话题，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怀疑和污蔑。教授说凡是一个连假期都不休息，又自动超时工作至夜的人是值得怀疑的。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假献殷勤，其实是趁夜深人静时做手脚。这时，坐在我身后的几位同事纷纷笑着指着我说：“李院长就是时常独自工作至深夜，也很少在假期休息的人。”顿时这番话语引得全场笑声一片，令到我和教授都感到非常尴尬，这虽是一个“公开”的玩笑，但他们怎么能感觉到我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那个时候正值年末家人团聚的时候，但这只是针对一般的工作，对于医院而言，是不能全体休年假的，必须有些人做出牺牲才可以换取大部分人的解放。医院里当时设有四个副院长，每个人都计划着年假陪着老婆孩子到国外去，而我暂时没有什么计划，当领导要去休假，自然我要牺牲自己的假期，而且我的处世原则一向都是以工作为重，对此妻子环爱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医院的工作，我都是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去对待的。可令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反而诽谤我在他们休息期间利用公职贪污，没有任何感恩，没有任何感谢，虽然像是在开“玩笑”，但不懂得与人与己的相处之道，我自不会将其看成是玩笑的。
“你们在工作的时候是家庭第一，不是工作第一。如果你的家庭闹纠纷，工作也没有办法做好。”这是我对于他们说的唯一的话。在医院的管理方面，我一向都是采取人性化管理方法，从员工利益出发，只有家庭和工作的双赢，才可以换取医院良好的发展态势。
当医生变成病人
2002年可以说是我最繁忙的时候，也是在这一年，中华医院渐渐在国际上有了些名气。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于3月份与中国广东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又于7月份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至此，三方的交流与沟通都达到了令人欣慰的程度。为了让中华医院走出泗水、走出国门，为日后的效益布局，我再次做出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规划，把印尼的医科大学、医院，和所有的华侨社团统统集中在一起，共同商讨交流与合作的事宜。毕竟与国外这两家大型医院的医学协作是无法由我们一家医院就能完成的，必须集中印尼优秀的医疗资源，才能够实现中华医院的国际化道路。
2002年8 月3 日，女儿李莉嘉（右一）结婚现场李治良（左二）、黄环爱（左一）
同年7月份，我接连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邀请众多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共同参与。我任讨论会的总主席，工作压力与日俱增，身体却大不如前。8月，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孩子操持婚礼，自然是不能够马虎懈怠。我把许多医学界的高层人物都请来参加婚礼，参加婚礼的人员达到一千位左右，我希望能够给予孩子最盛大与最美满的祝福。我依偎着怀中智睿的环爱，心底无限感叹，人生的美丽就此绽放，天父依旧还是待我不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