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年情窦初开，谁也没想日后两人会结婚成为一家人。初二尚未结束，我便参军入伍去了通州。俊华知道消息后，从她张望我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她对我的无限眷恋之情。临去幞头屯集中的前一天，她亲自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这张黑白照片当时我一直仔细地保存在身边，在军营里寂静的夜晚，常常偷偷地拿出来小心摩挲一番再默默地收藏起来。每当空闲时候，我也总会给她写一封信报报平安。
后来她中学毕业，被学校保送到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后和男子师范学校合并，统称通州师范学校）。学校离我们部队的驻地非常近。那段时间里，俊华偶尔会到部队上来探望我，我也会抽空去她学校看看她，两个人逐渐确定了恋爱关系。
天作之合
如果说在学校里我和爱人的相识是上天注定的缘分，那么在我入伍之后与俊华的几次巧遇，才真正促成了我和她之间的姻缘。
在我给首长当警卫员的时候，相对地比连队里的一般战士轻松一些，春节还可以回家探亲。于是在给父母亲拜完年之后便到镇上去赶集。那时过年不像现在，没有电视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乡亲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到几里地开外的镇上赶集。那天真是巧，在集上没走几步，大老远就看见俊华走了过来，她也看到了我，脸一红，说：“你好，回家过年来了吧？走吧，到我家坐坐吧。”于是我憨厚地笑着，挠了挠头，跟她去了家里，中午还在她家吃了饭，下午俊华送我回家，那条大路上我们走了好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后来还是我先开的口，问她在学校的学习怎么样，她也询问了我当兵的状况，都是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对白，很是有趣。
俊华中学毕业后，没有考试便被学校保送到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我当时就在通州当兵。俗话说得好：“无巧不成书。”估计真的是缘分所在。
当她告诉我来通州读书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怎么会这么巧。此后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俊华的学校去探望她，反正他们学校离我们部队才几里地，这样频繁地互相走动之后，我和俊华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1962年，俊华结束了3年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活。她在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于是跑来向我征求意见，她是回家教书还是留在通州？我最后尊重了她回老家教书的意愿。随后我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她表示同意。就此俊华从我的女友变成了我的妻子、我的爱人。
从1956年相识到1962年结婚，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长达六年之久，当我向她提出结婚的时候，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之后，我立即把结婚报告送到了部队政治处，通过一系列调查之后，组织很快批准，同意我和马俊华同志喜结连理。
1962年我25岁时，已被提升到少尉军衔。由于当时仓促，我们都没有通知双方的家长，完完全全是我们小俩口自己做的决定，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水到渠成”。我们结婚那天，双方家里面只有她在北京的大姐知道，通知她比较方便。我和俊华的恋爱关系早已告诉了岳母，老人家对我特别好，听说我和她闺女处对象，老人家说：“你们俩在一起，自己愿意就行。”全家人都非常乐意我们俩的婚事，还专门嘱咐俊华的姐姐在经济方面赞助我们一些，怕我们手头拮据。
婚礼前的准备极为简单，团里同意我们结婚的报告批下来之后，我和爱人在周末到土桥乡政府做了结婚登记。当年登记结婚的时候，组织上为了表示对新人的祝贺，一对新婚夫妇发2斤棉花票、10尺布票。在登记之后，我俩特意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当时没有婚纱照，新婚夫妇都是坐在一起照一张简单的半身像。等照片冲洗出来的时候，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会在旁边专门写四个小字——“新婚纪念”。
回到部队，我们两人又开始忙活着布置新房，婚房就是我的宿舍，本来两个同志住一间屋子的，此时我的室友只好搬到别的宿舍去住，为我俩腾出地方。我们没有新婚用的被褥，一床军绿色的被子是我在部队一直用的，俊华的被子是从自己姐姐家里拿来的一床半旧被褥，再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铺上一条双人床单，这新房就算是布置完毕了。
闹洞房是在当天下午大家下班之后，政治处的同事和战友们来我们这里，带着一大堆的礼品，有茶壶、茶碗、暖瓶、相册等等，上面都印有红色的双喜字，一看便知道是送给新人的结婚礼品。我给大伙儿准备了两斤水果糖和瓜子，外加一条香烟。有爱热闹的同事，一上来便准备好了给我俩做主持，让我和爱人当着大家的面，好好讲讲恋爱经过，反正怎么高兴怎么来。为了故意“刁难”新娘子，他们准备了绳子吊着一个特别小的苹果，让我俩脸对脸、嘴对嘴地吃，旁边有人掐着时间。看我俩快吃到苹果的时候，使劲把我们的头往一起凑，非把我和爱人闹成个大红脸才罢休。现在新人结婚闹洞房也经常有这个“保留节目”。差不多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晚上11点多大家才散伙。年轻人就是精力旺盛，临走还嚷嚷个没完，比我们这对新人更兴奋。
新婚后的第三天，我爱人便起身回了老家河北省香河县刘宋镇。本来她是想留在通州教书的，单位希望她到通县郊区的牛堡屯小学任教，但那个地方离通县县城较远，且当时交通也不方便，最后爱人还是决定先回到家乡母亲身边去（其父早逝）。
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夫妻二人很少有时间团聚。再加上部队的电话属于军事通讯网络，打不到地方上，平时我们只有靠书信联系。一直到他们学校放寒假和秋假（农村学校在秋收时放的假），俊华才能来部队探望两次，非常辛苦。“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她到北京来，我去车站接她，根本没有时间停留，我爱人只是远远地站在汽车上冲我摆了一摆手之后就离开了。
喜得千金
1963年6月10日，我和俊华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在爱人预产期的时候，她母亲亲自把她送到部队来，她是专程从家里来部队帮我照顾的。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快要临盆的那天夜里，我俩摸黑从部队步行三四里地，来到252医院。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够胆大的，为了抄近路，我们是从玉米地里的小道穿过来的，这要是把孩子生在半路上，前后连个可以帮忙的路人都找不到，而且孕妇在那种情况下，肯定会遭不少罪，现在哪儿有让产妇在生产前消耗这么大体力的呢！其实，我们部队的卫生队是可以为我们提供救护车的，但当时我俩都没太在意，心想走走就到了，没多大关系。等到走了一大半路程的时候才开始害怕，爱人把她全身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不停地喘气，我们都不知道这就是临产前的征兆，而且她一直嚷嚷着自己憋不住小便了，我不明所以，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的羊水破了。
好不容易跑到了医院，大夫一看我爱人的状况便劈头盖脸地责怪我：“哎哟，这多危险啊，你俩胆子可真够大的！”虽然嘴上责怪着我们，大夫还是迅速地安排孕妇进产房随时准备接生。当时医院不允许男家属陪护，把她安顿好之后，我又步行回到部队。第二天一大早孩子顺利地出生了。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擦洗干净送往育婴室了。大夫告诉我：“这里没你的事了，可以回去等着，3天之后来接人。”于是，我到医院缴费处交了几斤粮票和几块钱饭费，她们母女俩留在医院观察，吃住都由医院的护士帮忙照管。3天之后，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接她们娘俩出院，把她们拉回部队，由我老岳母帮忙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