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7日，在饭店为小外孙过生日
当时，我每天早上5点钟坐头班车到医院给爱人送饭，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我的女儿和儿子都请了假，轮流值班伺候他们的母亲，她的侄子和侄女也特地从天津、廊坊赶来帮忙。为给我爱人治病，前后总共花了五十多万，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二十多万存款，学校很好，给报销了大部分。亲朋好友来探望，我说：“什么也别带，要带就带些钱，吃的东西给她带来也没用，她现在吃什么都吐。”最受罪的是她不但吃不下，还便秘。开始喝香油还有用，到了后来，大便不但硬而且还便不出来。人家都是找护工帮忙，我怕爱人不舒服，自己给她用牙签把大便捅碎，一点一点地弄出来。
在最后的一段时日里，爱人已经虚弱到无法打针的地步，她身上所有的血管都打不进去针剂，护士只能在她脚趾头上勉强输液。大夫把我偷偷拉到一边，好心劝慰我说：“老同志，您要听我话，您就放弃吧。也甭在这儿待着了，白花钱，您瞅老太太多难受啊。”在爱人弥留之际，出现了更让人心疼的情况，她的嘴里不停地往外流绿色的液体，不知道到底是伤到了哪里。她拉着我的手说：“老高啊，咱们回家吧。”我说：“行，咱们很快就好了，好了咱就回家。”爱人继续固执而虚弱地说：“我要回家。”我说：“行，行，咱回家，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弄去。”
后来我实在熬得体力不支，10点多回家休息，本想睡一宿，缓解一下心中的压力和腰部旧伤的疼痛，第二天接着来陪护。没想到当晚12点钟，女儿打来电话说：“我妈不成了，病危通知书下来了。”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坐头班车赶到广渠门车站，然后再转车赶到医院。等我到她面前的时候，爱人的意识已经不清醒了，进入了临终前的昏迷状态，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本将近160斤的人，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把皮肉。亲人们陪着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看着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2005年7月29日上午约9点钟，爱人离开了我们，当年正好66岁。我们俩结婚43年，风风雨雨一辈子，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有时候我睡着了，做梦梦见爱人在门外喊：“老高，开门，我回来了。”我嘴里一边答应着说“哎”一边就惊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屋子里空无一人，这是梦啊，我的爱人已经去世，她再也回不来了。后来夜夜失眠，经常惊醒，家里三居室的每间卧室都有床，我在这屋睡不着就去那屋躺会儿，足足熬了有一个多月。有时候大外孙子来陪我，我便搂着他哭，他也难过，小心地劝我说：“爷爷甭哭了啊。”可是我越是不想哭，便越是哭得撕心裂肺。
我和俊华恩恩爱爱了一辈子，虽然也有小吵小闹，但是感情始终如一，两个人互相理解，互相谦让。最重要的是我们感情基础好，自由恋爱走到了一起，即使长达二十几年的分居生活也没能减淡我们之间的感情，彼此都特别珍惜对方的付出。我的爱人不但聪明，而且上进心强，参加工作后主动申请入党，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单位里无论谁提到她的名字都会赞不绝口。在家里，我这一双儿女从小都由爱人拉扯长大，家里的大小事全是她一个人操办的，我只需要安心地在单位上班。爱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姊妹谦和，亲戚朋友都喜欢她。唯一的遗憾便是她走得太早，如果能再多活几年时间，我们就能算得上是善始善终了。
女儿高原冰
孩子们小的时候跟我的感情基础较差，那时的我整日里忙于工作，一年难得见他们一两次面。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对于父亲这个名词是那样的生疏。如今，我的一双儿女早已长大成人，孝顺懂事的他们让我不胜欣慰。
我的女儿叫高原冰，原来叫高雁冰。给她起名字的灵感来自“沈雁冰”，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因为觉得他的名字特好听，又适合女孩子，当时很多人家给孩子起名就用了“雁冰”两字（后来把“雁”改为“燕”）。我想“燕”是北京的意思，于是决定叫她“燕冰”，再后来爱人说不要“燕冰”，还是“原冰”好听，而且“原冰”和“援兵”同音，取的支援国家建设的意思，最终决定给女儿改名叫高原冰。
女儿高原冰
女儿、儿子从小跟随他们的母亲在老家一起生活，吃了很多苦。到了1974年，好不容易熬到能够跟随他们的母亲一起到部队随军，但我又不能陪在他们身边。当时我在卫戍区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晚上组织学习，回到家中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没几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驻通县部队任政治处主任，通县离我们卫戍区虽然不很远，但也只能一个星期回家一趟。特别是野营的时候，不是在怀柔就是在密云，那就说不定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等后来孩子稍稍长大了一些，我又从部队转业到香河县检察院工作，由于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单位也没有车辆，就连想搭乘个顺路的大卡车都难。原则上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能与爱人、孩子团聚，所以和孩子接触的机会不多，自然会对我产生疏离感，从小不黏我。
女儿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她的身体特别健康，从小什么毛病都没有，极少生病。不过有一次，孩子口渴，自己在桌子边上找水喝，她哪里够得到呢，结果把暖壶弄倒，洒了自己一身热水，幸好发现及时，立刻把孩子送到部队卫生队，卫生员小心地为她处理了烫伤，所幸没有留疤也没有大碍。我们两个大人既担心又心疼，她自己却坚强得不得了。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她的坚毅性格更为突显。在女儿高中毕业之后，我把她送到部队进行锻炼，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当兵，3年之后复员。入伍期间，她深受上级领导的赞赏和表扬，立过三等功一次。后来复员被分配到朝阳区工商银行上班，之后又调到海淀工商银行工作，生活过得幸福美满。女儿在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小家伙跟我关系特别好，现在读高中，经常与我通话或来家小住，非常关心我。
儿子高原松
1968年11月4日，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比我女儿小5岁，属猴。儿子名叫高原松，取的是松柏常青之意。
儿子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派到北京光学仪器厂“支左”。爱人快到预产期的时候，从农村学校到部队待产，我的老岳母也来陪护。这次我们夫妻二人有经验多了，临产时赶紧从部队卫生队叫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医院还是不让男家属在旁边陪护，我只好再次回单位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刚到医院，小护士便通知我说：“顺产，是个男孩，母子平安。”我听后特别高兴，真是想啥来啥，要啥有啥。俗话说：“一男一女一枝花。”我心满意足，称心如意。第三天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母子俩拉回部队宿舍。
儿子高原松
由于爱人在这次怀孕期间的营养补充得好，因此儿子刚出生的时候特别胖，这大胖小子谁看见都喜欢，全家人索性叫他“胖子”。但是没过满月的时候，儿子突然脑袋上长满了毒疮，碰哪儿烂哪儿，弄得衣服上全是脓水。大人们看着又着急又心疼，却又无可奈何，带着他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没办法找出病因，治疗都没效果，连带着他母亲的也跟着一起受罪。后来爱人的姐夫给我们说了一个偏方，让我拿着方子去买药，跑了好几家药店才把药配齐，回来和在一起给孩子抹上，没过多久烂疮就好了一大半，后来坚持擦了一段时间就彻底治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