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至4月，系里让我去汕头大学讲课。当时汕头大学办了一个汕头开发区的厂长、经理培训班，需要讲组织行为学。我在那儿讲完课之后，想去深圳看看，深圳和汕头当时都是改革开放的城市。当时深圳大学也有我们人大派去的教师，他们就派车接我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大学后，正好赶上由深圳大学主办的香港、澳门、深圳地区的人大毕业生同学会。同学会的负责人说：“孙老师，您先不要回去了，参加完同学会之后一块儿回去吧。”这样我就留下来参加了同学会。
他们当时邀请了很多人，人民大学的校长张腾肖也在其中。开完同学会后，张校长要去珠海，可是找不到陪同的人，所以他们就说：“孙老师，您不是正好要赶回去吗？您先把飞机票退了，陪着张校长到珠海一同去参观一下吧。”我欣然答应下来，陪同张校长又到珠海去参观。
到了珠海后，一切都有专人安顿，我和张校长一块儿坐车吃饭，借着这次机会，我就说：“张校长，我现在在工经系讲组织行为学，咱们学校赵履宽副院长办了一个劳动人事学院，是一个新单位。他缺老师，很想叫我去，我也很愿意，但是我们系里不同意。您作为校长，从全校的角度来看，工经系是老单位，人才很多，而劳动人事学院是新单位，很缺人，应该支持新单位啊，您能不能说服工经系的领导把我放了，让我到劳动人事学院去？”
当时我也只是提了个想法而已，没想到张校长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我从深圳回来没有多久，1984年5月，就调到了劳动人事学院。
发挥出我的潜能
1984年的5月份，我来到了劳动人事学院。劳动人事管理当时有两个大方向：一个叫劳动经济，一个叫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我选择了人事管理，主任是陆国泰，我是副主任。人事管理对外叫“人事管理系”，因为是新成立不久的单位，还不太健全，所以对内则叫“人事管理教研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陆国泰被提升为劳动人事学院的党总支书记，于是人事管理系的工作就交给我了。
我们最先办了一个公务员知识讲座，因为国家要推行公务员制度，我们看了国外的一些公务员制度的介绍，然后全体人员一起参与编写教材，我编了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章节。那时的工作气氛很好，大家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统一的目标，最终编写出了《国家公务员通用知识大全》。
后来我们还举办了公务员知识培训班，毕竟当时的人们还不太了解公务员制度。我们依照编写好的教材进行有偿培训，给大家讲解公务员的一般知识。办完几期公务员知识培训班以后，大家都感到很辛苦，我们就组织去了十渡游览，玩得也十分尽兴。
我们教研室编写了很多书籍，而且我也一直准备编写组织行为学的教材。我感觉外国的一些东西还是离我们的国情远一些，如果能够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授课，就会使人感到更亲切。
在这个想法支配下，1985年，我就把我授课的内容系统地整理了一番，系统化、条理化地把它编成一本书稿。当时国家还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组织行为学方面的书籍，我的书稿是第一本，所以总是感到还不完善，不想出版。可是决定出版此书的中国物资出版社却催着让我交稿，最后还是爱人跟我说可以了，我才把书稿交出去。1986年8月，我的组织行为学出版了。可能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组织行为学书籍的原因，印一次脱销一次，大概印了有11次，这本教材和1990年的《组织行为学教程》以及2000年出版的《组织行为学》一直沿用了25年，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后来这本书在出版行业组织读者调查中，得到“金钥匙纪念奖”，说明这本书真的很受大家的欢迎。对我来说，其实只要证明这是本有用的书就行了，得不得奖并不重要。
我写的第二本书《组织行为学教程》是1990年出版的，它是全国行政管理专业自学考试的教材，也可作为各单位培训干部的教材。第二本书用了10年，同样也印了很多次。到2000年教育部又要我主编了第三本《组织行为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使用。虽然稿费就一点点，但是我感觉到这就是奉献，只要让大家能掌握这门学科，大家都能够运用上，那产生的效益对我们国家是非常大的，一想到这些，我就知足了。
我选择搞经济管理学，后来进一步搞人力资源管理学的这一仗可谓初战告捷。我感到人生真像是一个战场，自己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拼搏，才能前进。如果当初选择搞工业经济，虽然可以轻松一点，但是成就感和满足感就没有这样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仗实际上是实现自我突破、超越原来自己已有能力的挑战。如今的我还在不断地学习，学习已经成为我终身坚持不懈的一种生活方式。
出国考察和大讨论
在我们国家采用“请进来”这个方式的基础上，后来又采用了一些“派出去”的学习方式。到了1989年，院里派我和另一位老师刘尔铎出国考察，由院长赵履宽亲自带队，这是我第一次被派到国外去考察学习。我们三个人先后到了苏联和波兰去进行学术交流与学习考察。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我们学了很多苏联的东西，所以我能够来到苏联自然很兴奋。可是1989年到了苏联后，发现苏联形势已经开始混乱了。我们到莫斯科红场以及圣彼得堡市的时候，很多的自由论坛都在举行，好像群众运动很多的样子。
当时的苏联，小电视的制造还不如中国，人民的生活消费品很匮乏。我感觉到苏联当时主要搞重工业，又搞军事工业，这些东西又不能吃又不能喝，所以人民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充分地改善和提高。虽然能解决温饱，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需要获得质量更高的生活，这个要求当时并没有达到。毕竟一个国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消费而生产的，如果这个目的性不明确，就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因为群众基础没有了。
等我们到波兰之后也走了好多城市，当时是波兰的组织管理协会邀请我们去的，我们考察波兰的组织管理，也看了很多企业，但是感受最深的还是苏联。
考察回来后，我把去苏联的亲身感受整理出来，经常在讲课中提到。1979年时，我爱人曾写过一篇关于斯大林批判“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观点的文章。我们两个人还讨论过这个“不能单纯地为生产而生产，应该为消费而生产”的观点。当时我爱人李悦还和《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副主任蒋映光合作，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发表之后曾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生产目的的讨论热潮。这是个值得警觉的问题，不能总是只搞重工业生产，不管人民生活。
当时有两个大讨论：一个是邓小平发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个就是关于生产目的大讨论。当时胡耀邦看了我爱人和蒋映光共同执笔发表在内参上的文章，还亲自批注了。这一个批注的资料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内容是：这篇文章要好好地宣传，生产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应该为消费而生产，要好好讨论，讨论之后多发表几篇文章。后来我爱人自己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不能为生产而生产，要为消费而生产”的观点。
当时能引发这样的大讨论，证明人们的思想都在进步，都在反思一些旧的事物的存在价值，所以非常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