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喜欢器乐，器乐合奏、打击乐、弹拨乐，各有各的特点。一位北大的教授说：“你分得还挺清楚。”我知道小提琴音乐家是盛中国（我见过盛中国的妹妹——盛中红），我还特别喜欢罗马尼亚的小提琴独奏曲——《云雀》，钢琴的代表人物是殷承宗、鲍蕙荞，琵琶的代表作是刘德海的《十面埋伏》，二胡独奏是闵惠芬，还有古筝，这些都让我非常着迷和陶醉。
大起大落，一言难尽的是是非非
悟
悲伤忆往事，还是情最贵。
血泪化烟云，从此无是非。
认为我坎坷一生也好，认为我凄苦一生也好，我经历了常人所不曾走过的路，这里面有我的泪水、我的哀叹，同时也有我的微笑、我的喜悦。虽然有严冬的逼迫，但也有春天的慰藉。我哭过，笑过，但不曾后悔过。
我下乡插队，1972年病退回来后，组织很快给我分配了工作。
为什么分配工作那么快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做过街道的散居幼儿园工作。因为成绩突出，我到各街道去演讲，办事处也知道了我这个人，再加上绣花厂是个福利厂，残疾人比较多，本来就适合女同志干。
北京挑补绣花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立起来的街道小厂，街道的家庭妇女在厂子里做一些手工艺品。相关人员看了我的档案，觉得挺好的。1972年5月11日，我就成了北京挑补绣花厂的一名职工。
1972年2月病退回来后，调整了两三个月，身体刚刚恢复，我就去上班了。我这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
1972 年，邢思玮（前排右一）工作留念
工厂里，和我一批的共分配了7个知识青年，学校又分配来11个，一共是18个人。刚到厂里得在学习班学习一周后才能上岗。工人都没有什么文化，我文笔不错，算个文化人，就像“矬子里拔将军”一样，我显得比较突出。在学习结束后，就把我挑出来了，我不必下车间，直接去办公室工作。
厂领导比较重视我，因为书记和厂长都没有太高的文化。我进厂后，真是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我不是党员，却可以在办公室管理档案，因为文笔好，又让我做团支部工作，每天都感觉风风光光的。
名义上，把我分配到成品车间，其实我没去成品车间，而是一直在办公室干秘书工作。
厂子比较小，不足一百人，包括几个车间——收发车间、贴画车间、设计车间、洗轧车间、裁剪车间、成品车间。
绣花厂根据签订的合同，包括西德的、美国的、日本的订单来工作。贴画车间负责贴画。什么叫贴画？就是把图案整个贴在布上，然后按照布上的图案把苹果色、鸭梨色贴上去，然后再发出去。给日本人做和服，要在布中间掏一个窟窿，然后用各种颜色的布补上。苹果色是绿的、鸭梨色是黄的，布是鲜红鲜红的，各种鲜艳的颜色搭在一起，特别晃眼，天天顶着距离脑袋只有一尺远的80瓦的灯泡干活，特别难受。
拨花车间，是将硬纸盒剪出一个苹果形，布贴在上面，用拨针拨，然后将布揭下来，按照那个图案进行印花。后面是锁边的活儿，一厘米长的布有多少个针码都是有规定的，用卡尺量，要求特别严格。之后是洗轧，这就归烫平车间管了。烫平车间有一个大的洗轧机，挨个儿把布都烫平。那时候落后，没有电熨斗，烫平车间用火烙铁来烫平。大煤球儿炉子热极了，烧着大红烙铁烫衣服，要走边儿，大的部分轧平了，边边角角也都得整好。最后经过成品检验，打上号，装上塑料袋，打包，装集装箱，整个工序就完成了。每到月底，都得加班连轴转，每月差不多得加班四五十个小时，做的都是出口的活。
刚到厂子里，可能我太爱表现自己了，这是我性格所致，显得特别突出。
1972年还是有派性的。厂里也有两派，两派的领导关系不和，谁都不服谁。其中一个领导相对年轻一点儿，另一个领导年龄大些，满脑子的老传统、老观念，是从农村出来的“三八式”老干部，有点摆老资格，有严重的家长式作风。
年轻的领导想培养我，让我做团支部工作。年龄大的领导也想扶持我，刚到厂3个月，她就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两派人都想拉我。党内积极分子开会，所有党员、团员参加，一些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让我做大会记录。后来两个领导各争各的脸面儿，斗得不可开交，这个也“问思玮”，那个也“问小邢”，弄得我无所适从，特别茫然。
刚进厂几个月时，我不太了解情况，觉得她俩都挺好的，所以对她们不偏不倚，她们就觉得我立场不坚定，没有找到正确方向，让我左右为难。
当时我的工作名义是干部，实际是工人待遇，让我星期日值班。厂里有外加工项目，外面的人做好了活来交，我就收收活儿，其实应该是值班干部的工作。
有一天，我值班时，一个外工来了。1972年市场物资很匮乏，大家生活都挺困难，没有副食品，她拿来一小瓶儿香油，大概是125毫升，还有一小袋芝麻、一小袋花生，用一个脏兮兮的小布袋装着，让我交给年龄大的领导，我说：“行。”值班人员收了东西，都要在本上登记签字的。
大起大落，一言难尽的是是非非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太幼稚了，做了一件对自己特别无益的事情。
厂里开会，让大伙儿提意见，发现谁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直接提出来。年轻的领导是党员，她说：“我作为一个团支部书记，进厂这么多年了，谁发现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就给我提。”给她提意见的人很少，只说她有时态度过于生硬了。
给年龄大的领导提意见的人特别多，说她是家长式作风，比较霸道，搞一言堂，不允许别人说实话。因为她原来是在农村当村长、支部书记，做事方式和城里人有些差异，她把以前的工作方式搬到厂里来用，就显得格格不入。她在会上说：“反正我对党忠心耿耿，我没拿过厂里一针一线，没收过任何外工的东西，有人要是发现我收了，马上给我举出来。”
因为我替她收过东西，并且还记录了，于是，我就举手说：“您收过，我交给您的。”
话音一落，下面的人都鼓掌，当时年龄大的领导脸上就挂不住了。她说：“是，小邢值班的那次我是收了，后来我给退回去了。”一句话噎得我没话可说了，如果她退回去了，那我确实不知道。接下来，我入党的事就没下文了，从那时起，她就怀恨在心，决定整我了，她报复心特别强。
还有更甚者，厂里来了一个有家庭背景，会溜须拍马的残疾人，使出浑身解数爬上了领导位置，由于追我遭我拒绝，他就气急败坏，下死力整我，永远压制着我，以至于直接导致了我在厂里的悲惨命运。
记得特别清楚，我拿了本法国的名著——《红与黑》和美国的《珍妮姑娘》，借给厂里的一个女工看。谁承想，她在烙活儿的时候只顾看书，把布给烙糊了，伺机报复的人就给我安上了一个“腐蚀革命青年下水，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罪名。
那会儿，我思想极左，爱管闲事。有句话：“狂不狂，看米黄。”米黄指的是米黄色的裤子，社会是不提倡穿的，而我偏穿和当时的思想不合拍的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