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了想说：“那行吧，让她来上班吧。”
这样，我被迫又回到了绣花厂，再次过着大会批、小会斗的生活，还写了一份检查，受到一个团内警告处分，到退休都没撤销。
大起大落，一言难尽的是是非非
不管怎么说，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受冤屈的事儿特别多。人一旦有了污点，就很难再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不论再怎么努力，事情都不可逆转了。加上人们的世俗偏见、势利眼、我的身体状况、小人当道，我在厂里的日子就越来越艰难了。
第一次被批斗下来后，新的领导又把我提上来了。厂里成立政治理论领导小组，我是副组长，于是又红了一把，又火了一段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写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文章，根本不用打草稿，拿过来就能下笔成文，又火了。但“好花不常在，好景不常有”，没过多久，刚刚站立起来的我又被打压下去了。
原来追求我不成又反过来拼命打压我的一个人到厂里后，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拍马溜须，又会耍手腕、见风使舵，还有很好的家庭背景，所以很快就爬上了领导位置。怀着公报私仇的心态，他处处打压我、批判我，在厂里把我整得一直挺臭的，只要有他在，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次打倒我，是因为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我写的诗贴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个在厂里一直打压我的男领导又趁机整我。他调查去天安门的人，好多去了的人都说没去。他对我说：“就你那么酷爱文学，能不写点东西？”我坦诚地承认：“去了，怎样？纪念总理有错吗？”我这人就是特别真实，不想隐瞒和欺骗。
因为诗抄的事儿又批判我，再加上厂里的派性斗争，所以局势特别复杂。
我不找事，事却偏偏找我。一个书记从公安局下放到我们单位，应该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他到厂里还是一副色迷迷的样子。而且特别看不起我们这些架拐的残疾人，觉得我们是另类，歧视我们，叫我们“牛鬼蛇神”。
更让他担心的是，我知道他一个特别隐私的问题。我看到他和厂里的一名女工有暧昧行为，是我去库房拿东西的时候撞上的。于是他就怀恨在心了，认为我肯定会把他的丑事说出去，就想先下手为强，煽动其他人，想方设法要打击我。其实我还真没说，所以很冤枉。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个下放领导的作风问题不仅仅是我知道，还有一个人也了解内幕。那个人就把下放领导的为人告诉了许多人，把事情散播开来。后来又怕下放领导追查，害怕承担责任，就恶人先告状，恬不知耻地告到下放领导那里，把所有的事情都诬陷在我身上。下放领导信以为真，就组织人批斗我，还让人在半路上打我。
当然，厂里有坚持正义的人，其中一个叫王俊英（现在还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一个叫卜云霞。她们害怕我在半路上吃亏，受别人的欺负，就连续一周送我上下班，保护我。
后来，王俊英成了我们的车间主任。这件事过去后，她怕我再吃亏，对我说：“思玮，就怨你这张嘴，你太爱说了，太实在了，‘枪打出头鸟’，你就不能不说？谁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有事儿藏不住，不吐不快。外号叫“玻璃瓶”、“大炮”、“浅碟子”，就像盘子浅得都翻过来了。
第三次打压持续的时间不长，差不多一个月就过去了。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答应别人的事情没办成，结果将事情捅到那个追求过我后又打压我的领导那儿去了。意思是我骗人，特别不诚实，无事生非，老爱找点儿事似的。其实我生平最恨说瞎话、不诚实的人，我认为诚信是做人的底线，是做人的基本素质，所以我自己不可能去骗人。“命运是性格所致”，我太爱打抱不平，管的事越多，出的问题就越多。
我为了管闲事，还把母亲的房子给弄丢了。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段婚姻失败后，我找了一个后老伴儿。我住院的时候，后老伴脾气不好，常打我儿子出气。
学校的孙老师特别同情我儿子，总给他补课，知道我住院，有时候就把我的儿子带回她的家，我就特别感谢这位老师，老师还上医院去看我。
有一天，儿子对我说：“妈妈，孙老师要结婚了，咱们给孙老师买点儿东西吧。”那时候特困难，但是听儿子那么说，等到孙老师去医院看我时，我就对孙老师说：“您对我们孩子这么好，我特别想报答您，可是我的经济条件有限。”我那时候得了甲亢，瘦极了，又有心脏病，还有肾小球肾炎，住在小单间，就是病危病人住的病房，还要吸氧、输液，可谓百病缠身。老师和我开玩笑，就说：“你要是能找一张电视票，就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了。”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特别不好买。老师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答应。
结果就赶巧了，旁边那个病床上有一个女的，是内蒙的。她爱人是开130车跑供销的，我看他总给医院拉电视，就对他说：“你能帮我买台电视吗？给我一个电视票。”
大起大落，一言难尽的是是非非
他说：“能啊，现在正好，我们现在不要电视票，10台一批，我现在已经有7个人，你要是再凑3台，把钱给我，一个礼拜之内，我就给你拉来。”
我说：“行。”
我就把情况对孙老师说了，孙老师又找了学校的其他两个老师，把钱凑齐交给我了，当时买21英寸日立牌的电视，好像是3400多块，老师大概给我了一万一千元。我就直接把钱给那个跑供销的了。
按理说，我把钱给他了，他应该给我写个收条。我不但没让他写条，反而自己给孙老师写了一个收条。
“天不如人愿”，头天刚给完他钱，第二天他老婆就出院了。我就只能干等着，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都等了一个月了，还没有等来电视。孙老师的家长找来了，因为孙老师也刚毕业，才二十多岁，挺年轻的。她的家长是电子管厂的，到了医院质问我：“你就这么报答我闺女？电视呢？钱呢？电视不要了，把钱退给我们。”我找不着那个人，那会儿不像现在有手机，我联系不上他。打他单位电话，没人接，给他写信，被退回来，写着“查无此人”。
当时为这事，我的病情不断加重，为了躲债，我出了院。出院后，我住在我姐工作的医院，把我姐弄得特别不好做人，我姐姐可是全国劳模呀。别人成天追着我要债，没办法，我只能出院又住进别的医院，特别狼狈，那是我最灰暗的日子。
最后没办法了，我就和母亲商量怎么办。我在家里也没法住，人家成天找到家里，找到单位，单位对我什么印象呀！厂里的人就说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又骗人钱，弄得我可狼狈了。
后来到换房站，我母亲说：“能卖就卖了，妈跟你去外头睡马路去，不能让人家这么戳脊梁骨。”一间房卖了一万块钱，真是贱卖了。房子在东大桥，多好的位置，我就那么给卖了。最后那一带的人赶上拆迁，又是得钱又是得房的，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我们家里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跟我计较的，就那样把房弄没了，算是把钱还给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