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京的鞋都比较土，是松紧边、麻将底儿的“懒汉鞋”，上海的鞋是白塑料底挺洋气的布鞋。“文革”时，商品的颜色比较单调，忽然间换一种新颜色，都觉得挺时髦。有一次，家住上海的舅舅出差来北京，为我和妹妹一人带了一双白底布鞋，我非常喜欢，穿着到厂里去。厂里的人羡慕不已，纷纷对我说：“哎呦，你够时髦的！帮我们买吧！”鞋很便宜，3块5一双，仿佛5个人给了我钱，共17块5毛，让我替她们买。我拿到钱就给舅舅邮过去了，让他帮忙买。阴差阳错，舅舅竟出差了，不在上海，所以鞋就没寄来，她们就说我是大骗子，骗别人钱。
“祸不单行”，紧接着其他的罪名也都来了。我身体不好，病得厉害，浑身浮肿，谁都看得出来。原来带病上班，因为心情愉快，所以我硬撑着。心情不好时病也就一股脑儿出来了。医院给我开有假条，刚开始我在厂里挺顺利的，就带病坚持上班没休息。后来给我安一个“腐蚀革命青年下水，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罪名，又说我骗钱，全厂开批斗会，写大标语，“邢思玮”写成“上刑”的“刑”，“自私”的“私”，“虚伪”的“伪”，当时我都二十五六岁了，就觉得没面子，不愿意上班，懒得见人了。于是把原先开的假条上的日期改了，结果被发现了，给我又定了新罪名“篡改假条”，我在厂里的地位是一落千丈。
我风光了不到4个月，厂里就开始组织人批判我，从此就过着大会批、小会斗的生活。班组把我从办公室派到成品车间去验活儿，后来又让我去做煤球，搞“门前三包”（就是打扫卫生），一下子让我从坐办公室到去打扫卫生，说良心话，当时真接受不了那个现实。而且在学徒期，厂里不给我发工资，等于监督改造，每天我还得写思想汇报。反正过了一段儿挺难的日子。
我心里委屈，不服气，感叹命运不公，就往团中央写信，因为我曾经见过“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都是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被选为“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出席代表会时，受到过他们的接见。他们都是挺高级别的领导，所以我就给他们写信。
总算老天睁眼，团中央终于派人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刘伯清带着工作组来调查我的事情。
墙倒众人推，绣花厂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帮我说好话的人特少，只有两个小伙子敢仗义执言。其中有一个人叫屈长春，外号“瞎屈”，因为是近视眼，戴个大眼镜。另外还有一个人为我说话。他们说：“我们敢为她担保，她绝对没有这些事儿，她都是无心之过。”
大起大落，一言难尽的是是非非
就说骗钱的事吧，什么叫骗？本来不存在的事情，偏偏要说它存在，才叫骗。只不过是晚来了几天的鞋，怎么叫骗呢。后来我把寄过来的鞋都退了，那些买鞋的人逼着我从外边借账，跟家里要钱，等我凑齐17块5毛（不是小数目），就全还给了她们。
厂里的两个人替我说话：“她这怎么叫骗呢？我可以证明。”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我也拿出来了给舅舅的汇款单据，证明我确实将钱寄出去了。
还有人不善罢甘休，大声说：“她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
他们替我说话：“这是无原则地上纲上线，小邢借给她书，并没有让她上班看，她自己要看，那是她的问题，跟邢思玮没有关系。另外改假条那个事儿是不对，但是也在情理之中。”
他们还说：“从我们对她的了解，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她，不应该一棒子打死，就算她有千错万错，也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反正替我说了许多好话。
团中央派来的人找我谈了话，又上我家了解情况，我哭着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调查的人说：“你毕竟是年轻人，还是可以改好的，就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就这样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决定恢复我的工作，工资补发，但是给一个团内警告的处分。
我不愿意上班了，跟家里怎么交代呀？我在北京挑补绣花厂工作时，厂里没给我转正。因为转正需要两年的工作时间，可是我还不满两年，所以我户口簿上的信息还是待分配。
不能闲置在家，我就拿着户口簿重新找工作。在朝阳门外大街的劳动登记处看见日坛肿瘤医院（原来在日坛公园附近，就是现在的儿研所）招人的信息，我就去医院当了保洁员。
起码，我能应付家里了。早晨，我按时上班走，下班时间，我又按时回来了，而且有工资，家人就没有怀疑。
不巧的是，我在日坛医院即将转正时，却出状况了。因为我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吃苦，什么都肯干，所以干得好。众所周知，收拾卫生间特别恶心，我却能耐着性子整理得干干净净，医院都替我打转正报告了，结果让绣花厂的一个小人发现了。
她家住永安里，离日坛肿瘤医院特别近。有一次，我们不巧相遇了。
她叫：“思玮，思玮，你干嘛去呀？”
我觉得和她关系不错，没有多想，直接回答说：“你别跟别人说，我在这儿上班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她回到厂里就把我的事告发了。
我在绣花厂的时候就知道她总想入团，但是她出身不好，家庭还有海外关系，就总也入不了。绣花厂每周二过组织生活，虽然给我处分了，但还让我过组织生活。每次她都迫不及待地问我：“提我入团的事了吗？”我就把开会的内容都告诉她，原来我和她的关系还不错。
眼看她已过了入团年龄，没什么指望了，但是当她知道我在医院上班的事情后，她却反戈相击，以揭发我来立功。她立功的两个原因：第一，发现我在日坛上班；第二，我泄露组织秘密。
开始，我还不知道她告发我的事情。一天中午下班的时候，日坛医院负责人找我谈话，说：“你有单位呀，小邢。”
我说：“我不想在那儿干了。”然后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对他讲了。
他说：“我特别理解你，一看你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你看我们都要给你转正了，你干得这么好，这样吧，我给你写一个好的鉴定吧，你们单位领导来了，也好有个交代。”
有工作，不能重新登记找工作，“文革”期间就是这样。没办法，我只能回去。回去后又给我新增了一条罪名——欺骗组织。那个年龄大的领导既不想让我在日坛肿瘤医院上班，又不想让我回绣花厂来，反正就是想把各条路都堵住，让我无路可走。
那个领导就到我家里，找到我的小哥哥，添油加醋地说：“邢思玮不诚实，欺骗组织，骗同事的钱，改假条，拿黄色书籍。”天哪，这都是什么罪名啊！她接着说：“于情于理，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她都不符合工人阶级的素质，我们不能要她，一定要开除。照顾她的面子，让她自己写一个辞职报告，解除学徒期。”家人相信组织，听了她的话吓得不得了，我的话在家里没有了可信度。
我哥和她商量：“这样行不行？”我哥请求那个领导：“你看，正常人找工作都那么难，我妹妹身体又不好，是个残疾人。能不能网开一面，我们家里负责，保证让她来厂子上班，让她接受改造，给她什么处分都行，就是别开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