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说什么，兄弟姐妹不说什么，嫂子颇有微辞，就说母亲宠着我，纵着我，什么时候，房子都是个大事。但是因为母亲对他们特别好，把他们的孩子都带大，老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他们也就没有深究。当时，我母亲说话也挺刺激我的，母亲哭啊，说：“妈为了你，什么都忍了，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别管闲事了行吗？你怎么就这么爱管这闲事？”想想当时我什么滋味。
直到厂里换领导，换了新书记，我的局面才有所好转。领导觉得我人不错，写作能力也挺强的，就想重用我。但是说良心话，我真是心灰意冷，“无意苦争春”了，年龄也大了，总有病，再加上婚姻不幸，我就要求调到传达室，脱离车间了。
后来我就在传达室，一直到1992年退休。我在绣花厂的工龄不是连续的。1972年到厂子，1987年做手术上不了班，加上插队的工龄，我的连续工龄才17年，因为我总有病，长时间地住院，一住院就是三五个月。住院这段时间不算工龄，算吃劳保，要刨去8年工龄，所以我的退休工资到2011年还不到1500元，大概是1490元。
厂子里的同事就说：“中央有一个打不倒的邓小平，咱们厂里有一个打不倒的小个子——邢思玮。”一会儿红得发紫，红过半边天；一会儿全厂批判，臭得没人理。反正就是这样，风风雨雨几十年，在厂子里起起落落，一直也没消停。
即便是在一个小厂子里，也有形形色色的人。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待遇，我在厂里起起伏伏，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我都勇敢地闯过来了。我用自己的坚强、刚毅、耐力与执着，为自己的人生添彩加色，到任何时候，我回忆起往事，都可以做到问心无愧。
现在，单位同事和我联系的人最多，每年都在我家聚会，他们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爱情梦想成为我一生的创伤
高山流水日月长，举案齐眉效孟梁。
一场风雨万事非，悲极泪尽梦一场。
曾经心如死灰，曾经舍弃梦想，曾经安于现状。但是他的出现，让我误认为看到了一丝春光，原本干涸的心田开始变得滋润起来，谁承想不是春光是闪电，把我击得头昏眼花，遍体鳞伤。
1976年，是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年，也是国家灾难深重的一年。唐山大地震爆发了，我真正的恋爱、婚姻生活也都发生在那一年，我的感情创伤也发生在那一年。
1976年，一个人对我说：“思玮，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吧。”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男方外在条件不错，就是没文化，是为了落户在北京，所以和北京人谈恋爱。他家是密云的，他是西藏的转业兵。那批转业兵正处于待分配状态，他们的档案都放在武装部，复员兵回来是要去支援陕西“三线”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在北京结婚领了证，就可以留下来不去陕西了。
介绍人还说男方人很好，很老实。
我问：“他年龄有多大呀？”
她说：“跟你差不多吧。”
实际上他比我小，我是属猪的，他是属虎的，比我小3岁。
于是约定在东大桥的街头公园见面。小伙子穿了一身转业军装，白皮肤、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长得特别精神。可能是过了五一吧，天开始暖和了，他就把外衣脱了，穿着里面的白衬衫，脚上穿着一双部队的绿军鞋。看到他，我就心动了一下，但是转念一想，觉得我和他不太可能，我们的外形相差太大了。但是，他对我特热情，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三个多小时。
厂里好多关心我的人，和我关系挺不错的，偷着去看了，她们也都觉得可能不行，因为从外形上看，他太优秀了。但是他一开口说话，形象就大打折扣了，密云的口音特别重，人没有什么文化，不过看上去倒挺朴实的。
他告诉我他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水平，当时农村也不讲究这个，认为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认识“男人”，认识“女人”，认识人民币就行了，这点倒没有欺骗我，他说话还挺朴实的，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个文化人。”刚认识他时，我是厂里的宣传委员，负责出板报之类的工作。
我记得特别清楚，绣花厂的旁边有一个朝外餐厅，当时算是比较高档的。他说：“我请你吃饭吧。”那是我第一次和异性单独在外面吃饭。他叫了四菜一汤，摊黄菜、鱼香肉丝、烧茄子、凉菜拼盘、西红柿鸡蛋汤，还有两碗米饭、一瓶啤酒，在当时就觉得挺奢侈的啦。
我这个人口羞，他也没怎么吃，饭菜基本上没怎么动，最后都送给了一个蹬三轮的老头儿。
然后，他就送我回家。母亲、姐姐都在外边等着我，当然也看见他了。
他就说：“那我回去吧，就不过去打招呼了。”
我说：“那你走吧。”
他走了后，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看得挺清楚，路灯都挺亮的。
姐姐也特别高兴，说：“能行吗？”
我说：“可能吧。”
母亲没自信，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小伙子长得多好啊！”
这是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是周六在我家。我对母亲说：“今天您做点饭吧，小郭过来，介绍人也来。”
母亲说：“怎么可能呢？就见一回面。”
结果他带着“四彩礼”——一匣子点心（长方形的那种盒子）、一网兜的水果、两瓶二锅头、两盒茶叶来了。农村都讲究上门带“四彩礼”，他拎了一个熊猫牌的手提包，用大手提包提着“四彩礼”过来的。
一进门，他就对着我母亲叫：“妈。”
母亲：“哎！”特别高兴，母亲赶紧给我哥哥、姐姐、姐夫打电话，把他们全叫过来热闹热闹，母亲高兴得也没有做饭，直接叫了外卖。
介绍人对母亲说：“大娘，以后这就是您姑爷了，一个女婿半个儿，该用他，有什么体力活儿你就找他，做得不对，打、骂，您随便。”
母亲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觉得他和我能在一起是特别好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交往。因为我这人腿不好，不能多走路，走多了腿就疼。所以，基本都是他到我家来。
记忆中，我们只出去过一次，到日坛公园玩。离园时，我却找不着出口，出不来了。他是第一次去日坛公园，也不了解那儿的地形，自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无奈之下，他就从围栏上跳了出来，然后再把我接出来，样子有点狼狈，但是件很难忘的事情。
刚开始交往，他对我挺好的。他总问我：“什么时候领结婚证啊？”他说：“咱先把证领了吧。”我总觉得我们认识时间不久，领证太早了，我说：“咱俩认识的时间太短，还应该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当时，等于是他高攀着我，因为我家有房，家庭条件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