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都特佩服我母亲，母亲会写毛笔字，会讲戏也会唱戏，扮演沙奶奶，她还几次登台演出过。母亲利用短暂的休息间隙，给工人讲戏，让枯燥、劳累的装卸工作变得有意思起来。
母亲虽然长得特别漂亮，但当她装一天沙回来后，变得灰头土脸，蓬头垢面，我们都认不出她来了。如果是装煤回来，那就成了标准的“非洲人”。看着母亲疲惫不堪的模样，我就主动帮母亲洗衣服、洗澡、搓背、捶背，以缓解母亲的疲劳。
母亲的这种精神感染了我的小哥哥，小哥哥自己找工作挣学费，不向家里伸手要钱，减轻了母亲的负担。暑假，小哥哥也和母亲一块儿去装车。那时他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呢。小哥哥用他挣来的钱，为我和妹妹一人买了一个书包，一人一条8毛钱的白线皮带，小哥哥也是一个特有志气的人。
我佩服自己的母亲，她不但把自家的事打理得井然有序，而且还管理街道的事情，热情为大家服务。
她一心一意为了街道，什么困难都抢在别人前面。街道的刘主任是一个小脚女人，走路不方便。有一次，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母亲为了帮刘主任给困难居民送补助，在大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差点儿出危险。雨特大，哗哗的流水把地面都冲塌了，凹陷的地面灌满了厚厚的积水，让人无法分辨哪里是平整的地面，哪里是深陷的地沟。突然，母亲的脚一滑，整个人就陷进了地沟里，幸亏她的手及时扶住了身边的墙，不然非被大水冲走不可。母亲当时心里只想着，及时把补助送到困难居民手里，钱不多，只有5元，但是即使下着大雨，即使有危险，母亲也要去尽她的职责，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特别善良，有求必应，街道主任将很多事都派给我母亲。母亲正吃着饭呢，街道主任派任务了，母亲一边答应着：“哎！马上就去！”一边撂下饭碗就走。不说是“军令如山”，也绝对是工作第一，因此母亲年年被评选为街道的先进，“先进积极分子”、“先进治保主任”等，得到了好多的奖状。
母亲管理街道，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严重饥荒，她也是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寸草心难报三春晖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捞国家的一丝一毫。即使由母亲主管发黄豆，她都没有动一点私心为自家留点儿。母亲是治保主任，如果她想给自家留点儿，别人完全不知道，可是她没有那样做。
母亲永远都在为别人着想，不但为自己的家人操劳，而且还乐于助人，街坊邻居都亲切地称呼她“管理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购物没有塑料袋也没有购物袋，都是用网兜提东西。母亲每次出去买菜，都会帮别人买些，结果沉甸甸的网兜把她的手勒出一道一道、深深的红痕迹，让人看了心疼。
母亲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如果碰到讨饭的乞丐，母亲会跑回家拿馒头给人吃，然后再送给乞丐5分钱。那时5分钱已经不少了。母亲总是在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她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受穷的可怜相。
人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母亲帮助别人的心从未改变过，我今天为别人提供一点儿帮助，为别人奉献自己的一点儿爱心，都是耳濡目染受母亲的影响，是继承了母亲的善良本性。
老太太特别要强，宁愿自己辛苦，也要让我们生活得好一些。
别的孩子都穿皮鞋，我因为腿不好，不能穿皮鞋，我就抱怨：“人家都能穿皮鞋，我怎么就不能穿皮鞋呀？”其实是因为我身体胖，腿不好，走道拐来拐去的，不适合。皮鞋一般都瘦长，我的脚很难穿进去，即使勉强把脚塞进去了，脚上的肉也被难看地挤出来一大块儿。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丑、什么叫俊，根本没有审美观，就觉得穿皮鞋好。母亲说：“你好好上学，妈给你挣钱去，给你买。”
后来，母亲为我和妹妹每人买了一双小皮鞋。考虑到我的脚的问题，母亲为我们买的皮鞋不是系偏带的，而是中间系扣的。我穿进去，不但不显得我的脚肥，反而显得脚瘦呢。我和妹妹穿上小皮鞋上街，引得路人纷纷回头看，我们姐妹俩自豪得不得了。
即使穿上这样的小皮鞋，显得我的脚不肥了，但是我却总摔跟头，还是腿不好的原因，穿皮鞋特绊脚。我自己慢慢明白其中的道理后，就主动对母亲说：“妈，别给我买皮鞋了。”于是为了不再让我摔跟斗，母亲就纳鞋底子做鞋给我穿，一针一线，密密麻麻的，都融入了母亲的爱和情。
其实，我穿的都特令人羡慕。记得我有一条混纺的灰料子裤，搭配着穿上当时最时髦的T恤衫，简直漂亮极了。因为身体状况，我不能参加体育运动，母亲好像是为了让我获得一种满足感，就为我买了一件绿条的、配着白底松紧边的T恤衫，衣服上印着运动员打乒乓球的图案，给妹妹买的是红底松紧边、踢足球的T恤衫，当时正值北京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母亲就这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年幼脆弱的自尊心，让我在她的关爱下健康成长。
母亲的品质，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学都学不完。母亲给我的关怀尤其多，给我的疼爱尤其多。为了不让我受到伤害和欺负，为了能够让我自信，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母亲为我付出了更多的怜惜和呵护。
我特别敏感、自卑，哥哥姐姐无意中说一句“你连这个都不懂”，我就会觉得他们可能因为我是残疾人而看不起我、歧视我。母亲劝我说：“你瘫在床上，哪个哥哥、姐姐没给你倒过屎盆？多想想这些，他们工作压力那么大，难免发脾气。”母亲告诉我，不要去猜忌别人，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定要善解人意。
“文化大革命”时，一些趁机作乱的人把我母亲揪上台。有人使坏，唆使街道主任栽赃陷害我母亲，街道主任为了推卸责任，就胡言乱语，往我母亲头上乱扣帽子。红卫兵问：“三家村村长是谁？”主任就配合着回答我母亲的名字——杨裕茹。
母亲的批斗大会是在一个学校进行的，母亲在台上，没有惊慌，没有畏惧，因为她问心无愧。母亲说：“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好，我绝对相信党，再说我也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很坦然。”然后让母亲“坐飞机”（就是手背着弯腰站在台上），但是母亲没有挨打，没有挨过一皮带的打。因为下面的群众不愿意，好多人挺身而出，维护我母亲，大伙儿喊口号，不让打，他们一边哭一边说：“杨裕茹是好人，不能打！”大家最后都泣不成声。
之后，大家都上我家来看我母亲，说：“邢大妈，您受惊了，这么好的人……”在场的人都掉眼泪。父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心脏病发作，躺在地上起不来，把我们都吓坏了。
母亲总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因为出身不好，父亲长期有病，享受公费医疗，她就常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应该为党多做贡献。”母亲不是喊革命口号，而是她的真心话。她总觉得亏欠社会，所以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回报社会。
毫不夸张地说，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后来，大哥去邯郸劳动改造，姐姐下乡到医疗队，两个小哥哥当教师带着学生去拉练，妹妹走了，我也插队去了，原来的一大家子人最后就只剩下了母亲。别人问母亲：“你身边就不留一个人吗？”母亲坚毅地摇摇头。当时，父亲刚刚去世，孩子们又都不在近旁，母亲的处境可想而知。但是每当母亲给我们写信时，总是鼓励我们“在农村好好接受教育，彻底改造思想，毕竟你们是旧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毕竟咱们出身不好，属于资产阶级家庭，要脱胎换骨”。别看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她的思想一点儿都不落伍。后来，她给我们写的信也挺“时髦”，开头先写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母亲不断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