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放暑假，我说：“你们把衣服都脱下来。”孩子们脱掉后，我拿起衣服来“哗哗哗”全都洗了，洗干净晾上，晾干了再为他们穿上。
我所做的一切，受到了孩子们家长的好评，家长们说：“我们给你点儿钱吧！”于是，有的人拿来1块钱，有的人拿来5毛钱，交给我说：“这老师太好了！”
拿着家长们送来的钱，我又有了新主意。我对父亲说：“您能不能再给我点儿钱？”父亲看着我兴致勃勃，看着我管理得有声有色，看着我高兴，他也挺高兴，爽快地又给了我2块钱。我把所有的钱凑到一起，买点儿山楂片、爆米花、带玻璃纸的糖、4分钱一袋的糖（买几袋）作为奖励，哪个孩子表现好，就拿一个用江米做的小纸杯子装一些送给他，小杯子也是可以吃的。
刚开始，班里有十几个孩子，后来扩展到将近七十个，队伍越来越壮大，院子都快容纳不下了。
1965年，邢思玮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
孩子们的家长觉得我教得好，就给街道写我的表扬信，连北京市著名的晚报记者——司马小萌和杨清涛也就此事来采访了我。我的事迹还登上了《中国青年报》。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上我家来，问我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通过我不懈的努力，后来，我又被评为“朝阳区学习毛主席著作青年积极分子”、“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优秀校外辅导员”，吴晗副市长还亲自给我颁奖。
那真是我期盼已久的春天，阳光明媚，桃红柳绿，莺飞燕舞，到处洋溢着温暖的气息。我的心情就如那个万紫千红的春天，充满了勃勃生气，完全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965年是我特别风光的一年，草厂小学让我回去做校外辅导员。由于成绩突出，同年我作为“优秀校外辅导员表彰大会”的代表被邀请到天安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作露天报告，连开三天表彰会，规模特别大，参加的人数上万。每次，都是车接车送各位代表。受到这样的礼遇，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记得特别清楚，凭着代表证在三里屯×××餐厅吃了三天的工作餐，凭着代表证就可以在那儿吃饭，10个人一桌，6菜1汤。
除此之外，还给我发了奖状、笔记本、钢笔，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了，深深困扰我的自卑感也消失了！我走在大街上，迎面来个学生，“叭”给我敬个队礼，恭敬地说：“邢老师好！”还有青年真诚地说：“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作为典型代表，又让我到各街道、各工厂去演讲。那段时间，我激情满怀、神采飞扬。
“无限风光在险峰”，没想到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
往昔峥嵘岁月稠，苦中求乐显身手
春已暮，花落情更浓。镜里看花水中月，
马不停蹄卷春风。竹篮打水空。
人自醉，日夜梦朦胧。
相思虽苦情无奈，朝思暮盼在梦中。难觅一点红。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和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告别父母，离开城市，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我的内心非常丰富。困苦的生活磨砺了我坚韧的意志，清贫的生活给了我努力的信念。
“文革”时期大学分天派、地派，高干子弟属于“联动”，我家属于“黑五类”，连“红外围”都当不上，所以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就来了，哥哥出事了，母亲被揪出来挂了黑牌，父亲去世了，妹妹随着学校去内蒙了，我得去参加街道办的“可教育子女学习班”，里面都是“黑五类”的子女。
我因身体原因留在城市，但是也没有给我分配工作。1967年至1968年，正值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样的口号、这样的思想是当时的大方向、大潮流，所以我也不甘心闲置在家。
我认识一个转业军人，是河南的，我让他帮我办了个人插队手续，1968年我就到河南插队去了。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母亲、哥哥（请假外出）、姐姐和邻居们送我去车站时，都以为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亲人们恋恋不舍，哭声一片。母亲想着我百病缠身的身体，伤心得更是老泪纵横，哭得几乎背过气去。其实我是迫于环境的压力无奈才离开家的。
“鲜花处处开，芳香时时在”。幸运的是，在哪儿我都能遇到好人。
我插队的地方，名字挺有趣的，是河南省鹿邑县的王皮留公社。到了河南，正好赶上天寒地冻的冬天。河南南部暖和得早，所以在冬天也不生火炉子。但是到寒冬季节，能冻得人呵气成冰、呲牙咧嘴、直打哆嗦。我的脸都生了冻疮。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燃一堆牛粪或燃一点儿草取暖。
我本来就有风湿病，在插队那段时间，因为气候潮湿、寒冷，病就加重了。住的屋子不是砖盖的，是土坯堆成的，是草和泥和在一起建起来的土房子，如果下大雨，雨水甚至能把房子冲倒。屋子里的地面跟外面的黄土地一样，水往地下一倒都渗到地面去了。
插队的三年是我度过的很愉快的时光，因为在那里很平等，农民都很朴实，没有人看不起我，也没有人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刚到时，他们得知我是北京人，觉得我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让我吃“派饭”，对我敬重有加，在那儿，我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民以食为天”，但是当时的饮食特别差。吃的是白薯面。什么是白薯面？就是白薯磨成的粉，颜色是黑的，蒸熟了软软和和的，特别甜，但是放凉后比砖块还硬，用它砸脑袋能砸出一个包来。
刚到时，大家对我都挺照顾的，我可以吃上白薯面，但毕竟这样的东西也不多，所以也不能经常吃到。更多的是，在面里搁点儿辣椒，在它烧焦的时候把它捣碎了，搁点儿盐，就像辣椒酱似的，就着白薯面馒头吃。
当时，社会上提倡忆苦思甜，所以回北京前，我给家人带了一小兜白薯面馒头，想让家人忆苦思甜。老乡们都挺不错，又送给我了点儿香油。带回来后，侄子问：“这怎么吃啊？”我说：“你姑姑在那儿就吃这个。”
邢思玮书写的隶书
农村搞社教，他们觉得我文采不错，就让我参加工作组写材料，这是我的特长啊，我满心欢喜。公社领导认为，我虽然身有残疾，但是个人表现还不错，又让我去卫生院学习做“赤脚医生”，打针、输液、验耳血，我统统学会了。
河南南部容易得大肚子病（血吸虫病），穿长筒靴子可以避免。但有的人买不起靴子，眼瞅着马鳖（蚂蟥）钻到皮肤里，很无奈。我就学当“赤脚医生”，挨家挨户替他们打预防针。
在河南，他们觉得我是个人才，哪儿都要我，学校、广播站也要，因为我会说标准的普通话。
最后决定派我到王皮留中学当代课老师，学校对教育挺重视的，还为我特制了一个矮矮的讲台，是用水泥抹的土台子。公社书记对我也挺好，他把公社开会用的长桌子截下来一块，收拾好给我搬到学校当讲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