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枚军功章是因为朝鲜政府有规定：凡是在朝鲜获得三等功的志愿军战士，每个人都发一枚军功章。这是朝鲜政府给颁发的。第二枚，我们政府规定：凡是正排级以上干部，每人都给军功章。我当时是正排级，也立了功，所以又得个军功章。最后，我带着两枚军功章回了家。
“不打不相识”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我和刘亚楼将军的相识特别有缘分，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自从1950年加入空军以来，我在部队里就经常听到关于刘亚楼司令员的许多佳话。人们都说他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会吟诗作画，更具指挥才能；他22岁就被提升为师政委,长征期间任先遣师师长，延安时期任抗大教育长；他38岁就当上空军司令员；他在苏联呆过8年，精通俄语，以苏军少校军官的身份参加了卫国战争；他办事雷厉风行，对干部要求严格，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所以我一直梦想着能亲眼目睹这位将军的风采。
1952年我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就在空军指挥所里给袁彬师长做翻译。那年春天，刘司令员视察朝鲜前线志愿军空军部队，归国途中
抵达丹东视察空三师并参加祝捷大会。那天，刘司令员在袁彬师长的陪同下来到浪头空军指挥所。当时我和师长顾问安德列夫正在值班。
可能是刘司令员怕影响我们工作，他进来后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环视周围之后，他就和袁彬师长他们在角落里交谈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刘司令员，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既紧张又激动。我站在那里远远地观察他：他确实如传闻中是一头卷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身穿黑色皮夹克上衣和蓝色长裤，皮鞋擦得锃亮，整个人显得特别精神。果然是不同凡响，颇有大将风度，我在心里暗自想。
我一面和安德列夫顾问说话，另一面还不时瞟向刘司令员那边看看。耳朵也高高地竖着，想听听他们讲点儿什么。刘司令员观看了我们这个半地下的指挥所后，主动向袁彬师长介绍起朝鲜前线的近况，并表扬了空三师的辉煌战绩，同时也沉痛地描述了我军在朝鲜前线修建的十几个机场全部被炸毁的惨状。
在司令员和首长谈话期间，我一直陪着安德列夫谈论事情，司令员也注意到了。过了一会儿，安德列夫到外面抽烟去了，刘司令员径直走到我面前，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这个翻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首长的话没有经过批准是绝对不能翻译给外国专家的。这是组织纪律问题！”这突如其来的严厉批评一下子把我吓蒙了，立刻站那儿不敢动了，脸也红到了耳根子。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我以前对他的严厉也早有耳闻，但当时还是不知所措，心里既惶恐又委屈。
稍停一会，我就冷静下来了，向他解释说：“司令员，您误会了。我没有翻译您的话，我在和专家讲远方雷达的事，您的话我自己都没听清楚。”刘司令员听完后，知道错怪了我，便解嘲地哈哈大笑起来：“误会误会，那就算了……”然后他又转过脸去问袁彬师长：“这是哪儿来的小翻译啊？”
“是哈尔滨外专来的。”袁师长答道。
司令员听完更加兴奋起来：“原来你是我的学生啊！我是校长，你不认识我？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29班的，1950年毕业以后到这儿来工作的。”我见司令员不生气了，心情也平复了不少，低声回答。
他说：“太好了！我的好多学生都出来当翻译了。”
这么着，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
当天晚上开祝捷大会，刘亚楼司令员、空联司司令员刘震同志和其他首长都来参加，苏联参战部队官兵和苏联专家也全部参加。刘亚楼司令员要在会上讲话，他本来会俄文，但是他一般不用俄文讲，需要个翻译。我就担任了他的翻译。他讲的话都是我所掌握的词汇，无非是“你们战果辉煌”之类祝贺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我翻译得非常到位。
翻译完后，刘司令员非常满意，他当时就跟袁师长说：“这小翻译翻得不错嘛！”他还问我姓什么，多大年纪。然后转过身就对他的秘书高晓飞说：“你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没有多想。
鱼跃龙门，我给司令员当翻译
刘亚楼司令员回北京后三天，他就通过空军干部部发来了一封急电，指名调我给他做翻译，原因没有明说，想必是那天祝捷大会上我的表现让刘司令员很满意。没想到，一次大会就让我成为空军司令员身边的翻译，我真有鲤鱼跃龙门的感觉，“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又一次在我身上得到了体现。
得知我要被调走，师长袁彬和政委高厚良、政治部主任罗平还专门找我谈话。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孙，你在这里工作得很好，我们很不想放你走，上次空司调你，我们给拦下了，但这次是刘司令员亲自指名调你，我们只好服从。调到首长身边工作，对你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祝你抓住机遇取得成功，也希望你不要忘记咱们三师……”领导的话是对我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按照组织上的要求，三天后我就离开了前方，到军委空军报到了。那个时候我刚满21岁，只带着几件衣服就进北京了。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次的职位调动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时隔近60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北京第一次和刘司令员见面时的情景：他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小翻译，还记得我的批评吧。同志哥，不打不相识啊……”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刘亚楼司令员的翻译，一直追随在他身边，鞍前马后工作了整整十年。
1952年我来京时与父母、兄弟合影
前排右起：父亲、八弟维建、继母刘秀芳、七弟维吼；后排右起：六弟维复、孙维韬
受用终生的教诲
给刘司令员做翻译时，我们的办公地点在从前八国联军的荷兰兵营驻地——东交民巷2号。这是一栋三层小楼，还有地下室。印刷厂和打字室都在地下室，一楼是政治部，二楼是首长办公室，我就在二楼上办公。当时那里警戒非常森严，进大门有警卫，进二门还有警卫，到了楼梯还有一道警卫，一共三道警卫，非常严格。
在给刘司令员当翻译半年之后，我捅了一个大娄子，这事让刘司令员非常生气，这就是《心之歌》惹出的麻烦。
我从小爱好文艺，学会俄语后就开始阅读俄文诗歌。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自己还试着翻译过几首。
工作以后，为了充实自己，我每个礼拜天几乎从来不出去，别人都去舞会上跳舞，我从来不去。我每个礼拜天就买两个烧饼或者两个地瓜往桌上一放，就开始看书，译诗歌。那时候我给自己规定：每个礼拜天要翻译一首诗或者翻译一篇短篇小说。
195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首翻译的诗歌《国家栋梁》后留影
后来到北京来给刘司令员当翻译以后，我翻译的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国家栋梁》还被《人民日报》刊用了。另外有几首在《天津日报》和《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几乎飘飘然了，老想当个诗人，觉得在报刊上发表几首小诗一点也不过瘾，自己的热量根本发挥不出来。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商量，想利用业余时间成立一个文学小组，再专门搞一个刊物，不定期发表我们自己的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