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顺利完成交接任务，中苏双方在丹东地区特别筹建了一个交接委员会。苏联总参谋部第十部部长古雪夫上将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率团来华，在丹东办理相关交接手续。中方也相应地派出代表团接收，中方代表团的团长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我作为首长的翻译，承担了谈判和联络工作，任务自然也十分艰巨。
由于这次任务涉及范围广、专业覆盖面宽、工作量大、时间紧迫，空军党委立刻下令抽调在各个岗位上的翻译人员全部参与到这项交接工作中来。而在此前，很多翻译人员已经被调离原单位，改行成为教员等。命令下达后，马上就有140名翻译从全国各空军部队、航校被调回。加上原来在岗的翻译，一共有翻译人员330名汇集到了丹东。
毫无疑问，这是空军成立以来全体空军翻译人员的首次大聚会。当时整个翻译队伍都很年轻，年龄都在20～25岁上下。这些同行中，有很多人都是老同学、老战友，再次会面时的热烈场面可想而知。翻译人员报到后，就立刻按照专业和地区被安排下去，并要求立即熟悉情况，积极投入工作。
刘司令员历来重视翻译工作，也深知这次交接工作的繁重。苏军交出的技术装备在数量、质量、价格上都很有讲究。苏方总代表古雪夫上将是个吝啬的小老头，估计他一定会在转让价格上和我们斤斤计较。我们若能在装备的质量或者其他方面发现问题，他才有可能做出让步。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的水平和态度。更何况在这次交接工作中，翻译还要承担我们部队的改装培训任务。这无疑是对全体翻译的严峻考验。
于是刘司令员就召集参加交接工作的全体翻译人员开大会，他要亲自讲话，进行动员。1954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高秘书陪同刘司令员到达了大会地点矿山指挥所。当刘司令员步入会场的时候，三百多名翻译早就等待在那里，他们对司令员的到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司令员点头示意，和大家打着招呼，走上讲台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自从接收工作开展以来，你们最辛苦，担子最重，工作也很出色。今天，我代表空军党委对你们这些承担国家重任的年轻人表示慰问和感谢！”接着，他对这次交接工作的意义、任务、要求和现状做了全面的阐述，也提到了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的措施，并对全体与会者提出了恳切的希望的具体的工作要求。
停了一下，刘司令员又讲到了当天上午他经历的一件事。
当天上午他在浪头机场等车，由驻浪头机场的16师崔国英师长陪同在机场上参观。他随便走进一间教室，看见苏联专家正在给我国的机务人员讲课，他就没有惊动任何人，坐在教室后排听课。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在那里给教官当翻译，教官一边讲，她一边认真听，并且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要知道，那堂课的内容很复杂，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具体结构，并且专业技术术语很多。可是那个姑娘翻译得非常好，思路清晰，讲解明白，翻译准确，语言流畅，让学员们很容易了解。
刘司令员在会上表达了对这位女翻译工作的满意，号召所有翻译都应该向她学习，接着就刹住话头，面对与会者大声地说：“对了，她叫温家琦。”然后他扫视大厅，问：“温家琦来了没有？”
话音一落，只见最后排有一个小姑娘应声站起，腼腆地回答说：“首长，我来了。”
刘司令员非常高兴，对着这个女翻译又夸奖了一番才让她坐下，甚至他还当着众人用我来和她做比较，他说：“你们都知道，孙维韬是我的翻译，他的水平很高，你们都很了解，但是我觉得温家琦比孙维韬翻得还好。”说完这些，他又把话题转向翻译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主义上来。
说实话，我在刘司令员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平时很少夸奖人，尤其对翻译，因为他自己精通俄语，很少给翻译很高的评价。当时我年轻气盛，工作顺利，也比较傲慢，很少有我佩服的同行。但这次见刘司令员对一个女翻译如此大加赞赏，也不由得对这个年轻的姑娘高看一眼。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自信、能干的姑娘后来竟然成为了我的妻子，这也要多亏刘司令员给我们当“月下老人”。
1954年底在丹东完成接收任务后，参加接收工作的翻译全体人员又立刻奔赴辽东半岛渤海湾的旅大地区，承担新的接收任务。1954年到1959年间，我连续往返苏联很多次，一年去两三次都是常有的事。
1955年，第一次授军衔后留影
1955年，摄于颐和园谐趣园
随刘亚楼司令员到苏联参加航空节
1956年，随刘亚楼司令员率领的航空代表团出国时留影，是年25岁，风华正茂
1956年刘亚楼司令员接到苏联国防部长的邀请，请他在6月6日率团到莫斯科参加苏联航空节。
苏联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航空节，但这年的航空节和以往相比有很大的区别：苏联方面不但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还特意邀请了英、法、美、意、埃及等28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代表团到会。此次航空节的规模之大、表演项目之多、贵宾层次之高都是空前的。
当时，我国还没有和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美国甚至还对新中国怀有一定的敌意。因此，我国对这次航空节格外重视，临行前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接见了代表团，叮嘱团长刘亚楼做好充分的准备。周总理把这次莫斯科之行的很多问题都提前想到了，他交待我们说，和美国人打交道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这对我们丝毫不是损失。但也要提防他们恶意挑衅，那种情况下就要据理力争，包括怎么说话、怎么握手、怎么碰杯这些很细节的问题总理都考虑到了，他周到而缜密的考虑为我们的莫斯科之行增加了不少信心。
按照惯例是我陪同刘亚楼司令员去参加苏联航空节，但那时候我个人又出现了一个问题。1955年下半年我从苏联回国就被审查了，原因是我被怀疑是“胡风分子”。
那时候“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刚被揭发出来。我之前写了一首诗，名叫《一块砖 一杯水》，恰好在胡风主持的“文艺学习园地”上发表了， 而且他还评价说：“这个年轻作者的诗写得很好。”我听到这话格外高兴，因为我一直很敬佩他，他是受到过鲁迅表扬的。后来我还把胡风表扬我的事跟同事讲了。
1956年，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在大会上发言
还有一件事，我自己译了三首小诗投稿给《人民文学》的“诗歌园地”，后来在1954年11月的杂志上被刊登出来。那时候《人民文学》是大刊物，要登载作品很不容易的。我很高兴，还受到了杂志诗歌编辑吕莹的接见。但后来吕莹也被划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
我因为受到这两个人的牵连，被怀疑和“胡风分子”有联系，被扣起来隔离审查。但审查以后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只是谁也不敢做结论，也不敢放我出来。
1956年刘司令员要出国参加航空节，他指名带我出席。但我还在被审查期间，刘司令员非常着急，就给办公室主任下了命令：“孙维韬的问题三天内要做出结论，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没有问题就立刻放人。”由于一直查不出我的问题，他们只好把我放了，我就随着刘司令员参加苏联航空节去了。
从航空节回国后，我的“胡风分子”问题就都平息了。回来以后适逢共青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上要求军队和地方团组织要选出一些模范团员。我那时候是空司里的团总支部书记兼团工委委员，所以我就被选为“模范共青团员”，还作为模范代表去参加了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