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是我倡议的，朋友们都很赞同，还推举我做主编。我们还把这份油印小报取名为“心之歌”。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第一期的《心之歌》就印出来了，八开纸两面刻印的油印小报，标题套红，一共印了30份。我作为主编还专门写了一篇类似发刊词之类的东西，标题的字也是我刻的。
我把印好的小报给每位首长的桌子上放一份，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自以为一定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当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特别高兴地做着美梦，想着第二天就能“一鸣惊人”了。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这件事就成了司令部一个爆炸性新闻。我非但没有“一鸣惊人”，还差点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刘司令员上班看到小报后大发雷霆，当时就下令追查这份小报的背景，他认为这是个“严重事件”。一查就查到我了，因为有我的笔名——智涛。然后就让我作检讨。我当时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简直是小题大做，心想着“你不要，我拿回去不就完了”。我当时的思想很简单，根本不懂其中的道理。检讨的时候也只检讨了骄傲自满情绪和想成名成家的思想。
但刘司令员不满意，他认为我检讨得不够深刻。后来司令部办公室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所有首长、党员和团员全部参加。在这个大会上，刘司令员首先发言，他严肃而中肯地提出批评，才让我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批评一针见血，他十分激动地说：“你们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简直无法无天了。我参军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不经任何人批准就去自己办报纸的奇闻、怪事。你就在首长的鼻子底下大闹天宫，你真不愧是姓孙啊！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你简直是胆大包天！满脑子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考虑后果，这样还得了啊？一定要给予严厉的处分，使你们能受用一辈子……”
他批评完后，秘书、科长也都跟着批评我。后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有人大声疾呼：“像孙维韬这样的人，这么无组织、无纪律，怎么能给首长做翻译呢？将来一定出问题！应该把他立刻调离！”甚至还有人说：“应该叫他复员转业，部队不能留这种人！”我当时就感到问题严重了。
就在这个时候，司令员沉思良久，最后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一定要严肃批评，给他处分。但是我们共产党有一条规定，不允许一棒子打死人啊。我们不是单纯为了处罚人而处罚人，而是为了帮助人。更何况他们都很年轻，主要是无知……”刘司令员的一席发言平息了那些过激的言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也有底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撤销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和我一起办报的陆宝林是党员，他被留党察看一年。这些处罚对于当年的我们来说真是非常严厉的。
当年年终讨论机关立功受奖名单时，支部大会上关于我的问题又产生了争论。有人提出给我立功，因为我工作成绩很突出，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但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我刚刚受了处分，绝对不能立功受奖。当时我自己的心也都凉到底了，认为立功受奖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后来意想不到，刘司令员突然参加这个会了。按理说高层领导很少参加这种会。在会上，他又说了一席话：“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兴旺，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赏罚分明’，有功就奖，有过就批，历来如此。孙维韬犯的是一个错误，怎么批评他、处分他，我都同意。但是今天立功受奖评的是这一年的表现，这两个要分开。我同意给孙维韬立功，因为他工作一贯积极，成绩突出，这是公认的！怎么能因为一时之错而否定他的全部工作呢？我相信给他立功有助于让他更好地改正错误。我支持给他立功，希望大家考虑。”他的表态真是太重要了。后来大伙儿都同意给我立功了。
说实话，几天来开会讨论立功受奖，我的心早凉了，根本对自己立功没有寄托半点希望。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听到同志们的发言，说不该给我立功，我也觉得并不过分。但是我的心里也免不了难过，这一年来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地工作，各方面反映都很不错。没想到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非但立功无望，还记了处分。当我听到司令员的一席话，感到就像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首长的教诲令我感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
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刘司令员给我的当头一棒真是挽救了我，不但当时避免了我犯更严重的错误，而且对我日后的成长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从那以后，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时时反省自己的言行，处处谨小慎微。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刘司令员对我的良苦用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给了我一个能“受用终生的教诲”。
第一次去苏联，参加军事演习
1954年，苏联在远东地区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全称是“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方面军的登陆和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实战演习，苏联方面准备了很长时间，投入很多兵力，并且还邀请中、朝、蒙三国友军参观。
中方对这次军事演习也十分重视，派出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观军演，出席的22位领导全部是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有空军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等等，各路兵种的一把手都参加了。由于代表团人数有限，当时要求每个军种只能派一名优秀翻译，而且要承担各种业务。空军翻译要独当一面，演习中的空军和空降兵的战斗使用原则和首长战役企图等等问题都要精通。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很多翻译都争着要去。我自然也非常想去，但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的翻译水平虽然好，但是也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翻译啊。当时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提出来叫我参加，因为他知道我水平高，翻译得比较好，直接点名让我参加。但是他一提出来，办公室里就有很多秘书提出了异议：“首长，这样不合适。因为他刚犯了错误，而且都被处分了。”但王参谋长一直坚持，后来排除众议，专门给刘司令员写了报告，请刘司令员批准我去。刘司令员立刻就批准了。这样的肯定对我无疑是个巨大的鼓励！
这次是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没想到真是应了二哥当年的那句玩笑话“以后我们去莫斯科转转。”当时朝鲜代表团的团长是金光侠，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张宗逊，中方派出了五六位高级将领，规格之高都是我没想到的。这个演习的总导演是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副总导演是科雷洛夫大将。
参加军事演习的过程中，我一直特别小心谨慎，努力工作，处处检点自己行为，因为我刚受完处分就能接受这次任务，完全是得益于刘司令员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对我的信任，一定顺利完成任务，给首长争光！我一定要让大家说‘孙维韬是好样的！’”
结果，我如愿胜利完成任务，我的工作得到各方普遍的好评，刘司令员也非常满意。
和苏联交接武器，翻译大聚会
1953年朝美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1954年9月，苏联方面决定将参战的防空军全部撤回国，并将在华的全部军事装备转卖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