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毛主席出访苏联
说起1957年的经历就更富有传奇色彩了。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及《和平宣言》。
我跟随代表团在苏联各个地区参观访问时，接触了好多著名的将帅。我在这里见到了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见到了“阿芙乐尔”号起义的领导人安德列夫；还见到了维尔希宁空军主帅、铁木辛柯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崔可夫元帅等等，好多元帅都见到了，我和他们都打了交道，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的情景，当时我在场，亲耳聆听了那激动人心的讲话。毛主席站在主席台上，面对着台下几千双期盼的眼睛，大声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番话一讲完，台下立刻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事隔几十年，现在我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仍觉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1957年，中国军队友好代表团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参观苏联工农业成就展览
左起：孙维韬、肖武官、刘震上将、谭政大将、叶剑英元帅、许光达大将
1958年两次出国
1958年，去苏联远东别尔戈洛德图-4轰炸机修理厂检修中国图-4飞机。左为孙维韬，右为36师梁平大队长，后提升为36师师长
1958年我又两次出国。第一件事就是到远东修飞机。当时我们买来的图—４轰炸机出了问题，邀请苏联专家过来修理。但苏联方面故意为难我们，不给我们修，也不给我们提供飞机零件，只让我们开着飞机过去修。于是我就和相关人员一起坐着飞机到远东的别尔戈洛德机场修飞机。
在那期间也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和当地居民搞展览，搞联欢，搞比赛，还教他们做中国菜，很有趣的。
第二件事就是一件特殊使命了——我奉命护送在北京猝然逝世的斯克良洛夫将军的灵柩回苏联。
斯克良洛夫将军是苏联著名的空军战斗英雄。1956年根据中苏协议他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培训飞行人员。1958年他一度代理空军首席顾问。当年12月初，他因突发心肌梗死在北京溘然长逝，年仅42岁。
斯克良洛夫将军逝世后，空军军委决定在北京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决定由34师派专机将他的遗体运送回莫斯科。于是我根据军委的决定，随同空司办公室主任邢永宁大校，作为空军首长代表搭乘专机护送将军的灵柩返回祖国。
经过三天两夜的艰难航程，我们的飞机平安降落到莫斯科，把将军的遗体转交给苏联空军，顺利完成了这一特殊的使命。
来到苏联的感受
我生在祖国的东北，成长在我国与苏联友好相处的时代。那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把苏联的今天视为我们的明天，人人都对那个伟大的国家充满了向往之情，我也不例外。我自幼喜欢看苏联电影，喜欢读苏联小说，内心对苏联人民充满美好的情意，也时时向往着能真正踏上这片热土，亲眼目睹这个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天堂。在选择大学时，我甚至因为哥哥一句“以后到莫斯科去转转”的玩笑话，而报考了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也注定了我和苏联的不解之缘。
我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是在1954年，我作为刘亚楼司令员的翻译去远东参观军事演习。虽然军事演习的地方是在远东的城市，位置偏僻，不够繁华，但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看到一切也都觉得新鲜和好奇。我们周围都是苏联人，吃的东西全部是西餐，我心里非常高兴。演习完后，我们每人还领到了一块夜明手表，我很喜欢，戴着它很长时间。那时候手表在国内还是稀罕物件，很难买到。
入党始末
离开三师的时候，我本来是带着入党培养对象的材料到北京报到的，但1953年发展我入党时，我因为《心之歌》捅了娄子，接受审查。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怎么还能入党呢？所以我入党的事情就被推后了。
当时在办公室里就我一个团员，他们那些秘书都是党员，大家工资收入很低，而我稿费很多。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歌，诗很短，就有40块钱的稿费。而我的津贴才8块钱！所以那时候我是“财主”，我经常请同事们吃饭。
我们办公室离前门很近，一拐弯就到了。我拿出10块钱请他们吃饭，相当于现在拿1000块钱一样。那时候请他们吃的都是大虾，特别大的虾才2毛5分钱一盘，我们一顿饭也就吃两三块钱。
他们都是党员，但我当时心里很高傲，并没有把他们看得比我高多少。发展我入党的时候，他们净说批评意见，说我个人英雄主义特别突出，谁也看不起。下来我就跟他们闹翻了，还挖苦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不像话，一边吃我的，一边还批评我，我绝不接受。”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那时候自己也真是很幼稚。
但是经过1953年《心之歌》的错误以后，我成长得很快，对我的教育也很深刻，我知道了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而且知道了刘司令员对待一个人的错误是什么态度——惩罚严明，但不一棒子打死人。还知道小知识分子应该注意加强改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放任，否则会很危险。
1957年“反右”的时候，有好多人成了“右派”，都被打下去了。我没被打下去就是因为在《心之歌》的错误后，我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对批评的态度也端正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平时素质好，工作突出，同事们都异口同声称赞我。再加上我年年都立功受奖，立过三等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团员。基于这些情况，1959年党组织发展我入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私人的理由，我积极要求入党，因为之前我向爱人许过愿，我说：“等你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保证，一手拿党证，一手拿自己的诗集来参加咱们的婚礼。”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承诺的这两条都达到了。
对党的认识
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懵懂青年，对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一开始，我认为党员很神圣，党员都起模范带头作用。因为我入团的时候要求很严格，是党员介绍我的入团的。学校的那些党员表现非常好，处处都起模范作用。当兵到部队，接触的党员也都是严格要求自己，表现非常好。到机关工作也是如此：每个党员都是兢兢业业、努力上进、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心里很敬佩他们，对老红军也很敬佩。虽然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嘴上老是不服气，老是挤兑他们，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和党员还是有差距的，我对他们是很佩服的。
除此以外，我爱人也是个老党员，她18岁就入党了，工作中表现特别好，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那时候我还老跟她开玩笑：“咱家里你是政委，我是队长，你要给我当政委。”话虽这样说，但我心里也很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党员，我入党的信念也非常坚定。1959年我顺利入党后，心里特别高兴，就像吃了蜜糖一样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