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空军战斗条令
1960年最大的事就是编写空军战斗条令。那时我们自己的空军部队已经建成了十几年，但一直没有我们自己的条令，过去使用的是苏联的装备和专家，所以一直都使用苏联的条令，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我们更不能再跟着苏联“一边倒”了。所以毛主席下定决心要编写我们自己的空军战斗条令。
要把各个军种的战斗条令、教令和教程全部编好，这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首先在广州召开了各大军种、各大兵种、各大军区的作战会议，就是编写条令的作战会议。刘司令员亲自参加会议，回来以后就分配任务开始行动。空军在这次任务上动作很快，因为刘司令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在别的兵种都没动起来的时候他就带领空军工作人员开始行动了。
刘司令员下决心编好条令，于是亲自挂帅空军条令编写小组组长，认真领导工作。他下命令给各大军区、各院校，要调最优秀的干部来参加编写工作。“这是给空军立法！”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透彻。期间有的军区推脱说工作太忙，司令员来不了，刘亚楼非常生气，批评他们：“你要来应付我的话，我一概不要！要调最好的干部，我要谁就得给谁！随便派个人来的话，我坚决不要！你不要找‘工作忙’作借口，我工作忙不忙？我都能抽出时间来编条令。”就这样，从各军区、各院校调了1100名优秀干部，组成了24个编辑组来开展工作。
这种情况下，刘司令员对我非常器重，他把我调去给他当秘书组组长。我们这个组有英文翻译和俄文翻译，主要工作就是把各个专业所需的有关材料全部翻译出来，作为编写组查找、借鉴的根据。我接到这项任务后，作为秘书组组长跟随刘司令员到杭州，时为1960年。
当时在编写空军条例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第一个就是统一军语，这个很重要，但大家都认识不到。刘司令员说：“军语非常重要，统一军语就是统一军事思想。”这句话我印象很深，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外国叫“驱逐机”，我们叫“歼击机”，而且外国翻了一个词——伊斯特列比切里。这个词，它无论做动词也好，做名词也好，都反映了积极的战术思想：“歼而击之”，而翻译成“驱逐”，则只有赶走的意思，就把积极的战术翻译成了消极的，这完全反映不了正确的军事思想，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提了好多例子来证明统一军语的重要性。什么叫“制空权”，什么叫“空中优势”，都是他给我们讲的，他讲了很多，他很有学问。所以他就说：“编条令首先就是要统一军事思想。”
我们编了306本蓝皮书，刘司令员要求在每本书当中，一个词汇出现以后都应该是统一的概念。如果这本书叫“驱逐机”，那本是“歼击机”，另一本是“战斗机”，那就全部乱套了。所以刘司令员三令五申，统一军语工作是最繁重的工作，是最关键的工作。
最后在他的领导下成立的五个大组，第二个大组就是统一军语小组。刘司令员任命我当秘书组组长兼这个大组组长，而且那会儿的组里有三个将军、四个大校，这让我很尴尬，我觉得自己军衔太低，没法领导他们。刘司令员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这样就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正经工作，还有什么可为难的？你的知识比他们强，虽然他们是大校，但是这方面不能跟你比。”他就这么讲。后来他说：“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你们要把毛主席四卷全看一遍，把毛主席所使用的军语全部拉出来。有的是毛主席给定义的，什么叫‘攻击’，什么叫‘飞机’，什么叫‘浪战’。要把毛主席使用过的全部拿出来编成辞典，叫《毛主席使用过的军语》。”后来我们就编成这样一本辞典，发给人手一册。
后来我们还编写了《空军术语手册》，把美国的、日本的、俄国的术语全部拉出来，配成外文，把定义写上，要编出领航、飞行、通信、气象、侦查等10个手册。这是我领导小组成员编的，编完以后印发给每个组一套，这样就具备了统一的标准。
刘司令员统一军语的思想非常正确，如果没有这个，所有的东西就没法统一，就要乱套了。在编写中国空军条令教材的过程当中，他还总结出了很多有用的方法，比如“大海捞针”、“上山取药”、“十八位罗汉各就各位”、“像女孩子梳辫子一样，把什么问题都捋起来”，他讲了很多，而且很新鲜，我都记下来了。他总共提出来109种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被写进了书里，后来我还借鉴他的这些方法编成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参加国际谈判
“十一位首长”的风波
1960年夏天，我在杭州编写空军条令。但由于杭州天气过于炎热，空军党委决定将编写组的全体人员转到青岛“避暑”，在那里继续完成编写任务。
我们乘坐的火车抵达下关浦口一站，等待轮渡时，我听到车站的高音喇叭里有人反复呼叫我的名字，说是有紧急任务，让我立刻下车。虽然还没搞清楚是什么任务，但作为军人，有命令就得服从，我来不及整理行装就下车了。当时我穿着背心和短裤，手里还拿着一把芭蕉扇。
到了站长室，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高厚良的张秘书正在那儿焦急地等着我。
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可来了！我们赶紧走，到大校场机场。”
我问：“张秘书，到底怎么回事？”
“先上车，坐车上再给你讲。”
在车上，他跟我介绍了这次紧急任务的原委。他说，刘司令员打电话给高司令员，让他派人在车站截住我。再令我乘坐他的专机连夜飞回北京，去参加苏联远东军区副司令员德边科上将的谈判。任务非常紧急，所以还特地派了专机。
我们火速到达机场以后，却被告知不能立即起飞。原因是徐州一带有雷雨云，云层太厚，云底350英尺（1英尺＝0.3048米），云顶6000英尺。我们将要乘坐的伊尔飞机无法穿越这么厚的云层。这种情况下，张秘书立即向高司令员汇报，以便和北京方面取得联系。10分钟后，接到刘司令员的新指示，让我连夜赶往武汉王家墩机场。同时下令广州白云机场，让第二天早上送朝鲜青年代表团返京的伊尔—18专机在王家墩机场临时降落，以便能接我回北京。那天飞机从广州飞北京，经过武汉本来不停的，但刘司令员下命令让它临时降落来接我。
正当我搭乘飞往武汉的专机在空中遨游时，地面上却掀起了“十一位首长”的风波。
原来，武汉调度室在和南京调度室联系的时候，询问是谁要来，南京方面虽然没弄清楚全部状况，但看到高司令员如此重视，于是便肯定地答复道：“是一位首长。”由于线路问题，对方没有听清，将“是一位首长”错听成“十一位首长”了！于是武汉方面就上上下下忙乱起来，准备迎接这“十一位首长”。
次日凌晨6点，当我的专机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时，我透过舷窗就看到有不少人站在停机坪上，旁边还停着好几辆高级轿车。我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位军官气喘吁吁地跑到飞机前问机长：“十一位首长在哪儿？”机长一指我，说：“就是那个首长！”他顺着机长手指的方向看到了身穿背心、短裤，手里还摇着芭蕉扇的我，一句话都没有问，嘴里还嘟囔着“怎么就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