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赶紧跑回去报告，几辆轿车都开回去了，只留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刚刚降落在跑道上的伊尔飞机那里。飞机停在地面上，没有熄火，只把舷梯放下来。我爬上舷梯进入飞机，刚一坐稳飞机就马上起飞了。
回到北京时，高晓飞秘书已经在机场等我，一下飞机，我又立刻搭乘专车直奔司令员办公室，当面领受任务。然后赶回宿舍，换上军装，立即陪同刘司令员到国际饭店参加谈判。
风云突变 起草报告
196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参加空军条令编写工作的刘亚楼司令员突然接到了一个重要电话。放下电话后，他立即通知在青岛的几位常委召开会议，传达紧急事件。
当时我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刘司令员在会上说，刚才的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紧急通知赫鲁晓夫擅自撕毁合作协议一事，苏联方面要撤走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全部专家。刘司令员接着还传达了周总理让我们空军做好准备，并整理好报告材料的要求。经过刘司令员的传达，我们才知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专家的借口之一，就是各单位不信任苏联专家，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同时和专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致使专家们无法在中国继续工作下去等等。这当然是苏方凭空捏造的谎言，所以我们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根据实际情况整理好汇报材料，有理有节地反驳他们的谬论。
散会之后，我们就连夜起草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直接送呈周总理。这是我给周总理起草的第20个报告，和往常一样，还是刘司令员口述，我们记录，写好后，刘司令员再从头到尾逐字推敲一遍。确认无误后誊抄上送。
我在誊抄材料的过程中，未经首长允许，擅自把涉及到表扬自己的一处地方给勾掉了。那一处刘司令员的原文表述是：“根据孙维韬的反映，专家和首席顾问的工作情况都非常好，而且这个情况真实可靠。”我一看，想着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中表扬我自己不太合适，于是就在誊写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刘司令员一看非常生气，他严厉地批评我：“孙维韬，你怎么把名字勾掉了？擅自勾掉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不要假谦虚，这不是表扬你，这是叫你承担责任，你怎么能逃避！要知道，有名有姓别人读了才可信，否则人家半信半疑，这是绝对要不得的！”他还说：“这是纪律！没有首长批准，你擅自改我的文章，你这就是犯纪律。”我深知犯了错误，把自己的名字赶紧填上。
参加国际谈判
那一夜我们过得格外紧张，通宵达旦写报告。当报告最终被秘书送走之后，天色已经大亮。
去苏联谈判买飞机
1961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中苏关系一下子非常紧张。后来赫鲁晓夫想缓和一下矛盾，就主动示好，提出向我们提供米格—21飞机和Ｐ—13空空导弹。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购买这些东西。于是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出访苏联购买飞机和导弹，刘司令员任团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五机部部长陶涛、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公安部第八处处长严复等二十几名专家。我作为翻译也随团一同赴苏。
作为和苏联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接触，这个代表团受到了中央充分的重视，周总理还专门接见了代表团，他叮嘱我们说：“这次谈判非常关键，这是撕毁协定以后第一次和他们接触的代表团，你们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天天跟我汇报，一定要把所有的情况都写成文字，而且要让特派信使给我送来，不能发电报，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会窃听。现在他们完全是以敌对国家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到了莫斯科，双方开始谈判。第一轮谈判就非常艰苦。苏联出面的代表是斯米尔诺夫上将，是航空工业代表团的团长。当时我们和苏联方面的代表都是22个。谈判刚一开始就很紧张，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翻译？他们那边虽然有好几个上校，但中文不行，听不懂刘亚楼司令员的口音。所以最后决定让我当翻译。而且谈判桌上还放着好多台录音机，那架式很紧张，我参加了那么些谈判，从没看见过这么紧张的谈判。所以在谈判中，刘司令员和苏联方面的讲话都是我来翻译，苏联方面把全部过程都录了音。
1961年3月，随刘司令员赴苏参加购买米格-21和P-13空空导弹时，在欧姆河畔留影
右起：高晓飞、孙维韬、刘司令员、商务参赞王力、保健医生金经得
他们首先提出一个问题：“飞机可以给，但我们要派专家。”刘司令员反驳说：“我们绝不要专家。”因为那时候专家全被赫鲁晓夫撤走了，“专家”这个词我们很反感，根本不愿意听。后来我们提出把“专家”全部改成“工程技术人员”。苏联那边又不满意了：“既然专家和工程人员是一个概念，那为什么不用‘专家’这个词呢？你们用另外的概念干什么？”他们提的这个问题是有政治背景的，而且大辞典当中“专家”这个词和“工程技术人员”是不一样的，两个词是有差别的。这个翻译起来就太难了，完全是打嘴仗的翻译，而且都要引经据典！但那次翻译后，我得到了表扬和肯定，因为我翻得非常好，而且让他们那边也很信服，没挑出任何毛病来。本来他们是拉开架势要挑毛病的，但翻译到位则避免了这种情况。
由于刘司令员坚持表态：“必须得改！如果不改，我们就拒绝签字。你们去跟赫鲁晓夫报告，必须改正，把‘苏联专家’四个字改成‘工程技术人员’。”开始他们不同意，回去报告了以后，第二天也同意改了。
后来我们派团到高尔基下新城飞机制造厂去参观访问，陪同我们是一个克格勃的一个局长特罗斯特，这个人坏到极点。我们到机场访问时，他要我们当天就返回，不准在工厂停留。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没带护照，他就说外国人不带护照是不准在外地停留的。刘司令员说：“你既然知道你是陪同人员，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你们这不成心为难我们吗？而且我们跟团长说好了来待三天，详细参观的，你为什么逼我们当天就走呢？”这样两边就吵起来了。这种情况下翻译是很难的。斗争到最后，刘司令员就说了：“如果你还是采取这样办法的话，你就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代表团马上回国！不谈了！就因为你成心刁难我们。”那个局长一看中方这么强硬，立马服了软，让我们又待了三天才回来。这是在明处的第一个斗争。
第二个斗争就是在暗处了。苏方给刘司令员安排的住处在北京饭店，刘司令员不去，却住到了中国大使馆。他的警惕性非常高，他说：“我对他们太了解了，北京饭店谁也不能住。房间里都被安了窃听器，我们根本没法开会。”他跟我们讲，开会一定要在饭厅开。因为那里没有窃听器，而且声音嘈杂，就算有窃听器也窃听不到。如果在代表团长的屋里开，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安装着窃听器。所以后来刘司令员干脆直接搬到中国大使馆去住了。
参加国际谈判
刘司令员还交代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因为苏联在所有地方全都安了窃听器，我们只能在饭厅说话，在别的地方都不能讲话，连在车里都不要讲话。刘司令员说苏联方面还有遥感窃听的本事，所以后来我们在大使馆开会的时候，就专门在一间秘密的反窃听房间里开会。那房间外面是一间，里面又是一个房间，而且里间的四角全部放着反窃听的仪器。一开会的时候，仪器一通电，就会发出电波和很大的声音。那时候开会、说话已经紧张到了这种程度。后来，我们都在那个秘密房间里开会，研究对策，不然被他们窃听可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