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季耶娃穿着一身黑纱，是很瘦小的一个老太太。她曾经是列宁的秘书，1904年加入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已经76岁了，是很有威望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她写过一本书叫《黑面包干》，我还翻译过她的这本书。
另一位是当年领导“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起义的英雄水兵安德列夫。他后来是纳希莫夫少年海军学校的名誉校长，也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一直保持少校军衔。
当时这两个老革命在人群当中到处搜寻刘亚楼司令员，找到刘司令员时，他们特别高兴，立刻走过来和我们非常亲切地交谈。福季耶娃说现在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捐献给教育事业。她说：“我把钱都捐给了教育事业，用来培养后一代。我自己不需要钱，但是我可以进行教育，我也不用写演讲稿，我就讲列宁活着时候的故事，把他身边看到的所有一切，他怎么样工作、生活、战斗的故事都讲出来，这些就足够我讲一辈子了。”
后来她还把安德列夫少校介绍给我们，告诉我们他是当年的起义英雄。刘亚楼听了他们的故事，深有感触地说：“你们都是老革命，我非常敬重你们。”福季耶娃认真地对我们说：“见到你们我特别高兴，我很想到中国去，看看太阳从中国升起。”她还说：“列宁活着的时候就讲过，今后革命的重心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东方。”她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坚定的信心，这让我们十分感动。
事发，受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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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被开除党籍
一开始我以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最后处理的结果很严重——我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我本来应该提升大尉的，结果把我降到中尉，我本来应该提副营的，结果变成副连。这还不算，高春山告诉我了：“本来是想把你开除军籍，去劳动改造的，但刘司令员不同意，他说有规定，机要翻译得解密三年才能离开部队，所以刘司令员没批准。”在这种被陷害诬告情况下，我就被开除了党籍，这是1962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候自己内心极度伤心和气愤的感觉。
但我还没有绝望，我很快冷静下来，想起有个规定：在对党员开除党籍的情况下，必须要给被开除党籍的党员一个决议，说明为什么开除党籍，根据什么规定开除党籍。我就要看对我的决议，但他们一直不给我看，甚至把我调出去一年都没给我看，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鬼，这更坚定了我要为自己讨个公道的决心。
后来我被调到空军学院训练部翻译室当普通翻译了。训练部长人很好，叫沈甸之，在杭州编条例时，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被开除党籍，且一直看不到决议的情况。他感觉很惊讶：“不会吧！这绝对是要给你看的！”我说：“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请你拿给我看一看好不好？”他说：“那好，应该给你看一看。”就把决议给我看了。
我看完以后非常生气，接着就开始了艰难的申诉，我一定要讲清事实！我不断地给办公室主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司令员的秘书写信，到处申诉我的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了，根本没人管，就放在那儿了。
我还不死心，但是我心里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要保护自己，周围那些人心里有鬼，他们要把我置于死地，我现在不能轻举妄动。于是，我在所有的会议上都表了态，我说：“我对不起刘司令员，我应该很好地改造。”我就表这个态，我不说我错了，但我也不闹，我让你抓不到任何把柄。那以后我就保持沉默，性格也全部变了，我不再爱说爱笑了，甚至也不太敢相信别人了，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图书馆，努力充电，下决心多读名著。我把巴尔扎克的作品、普希金的作品、狄更斯等人的作品都读了，把中国的四大名著也都读了。
那段时间，真是我人生中最难熬、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但我仍然不断给自己鼓劲，让自己不要放弃希望，让自己沉下心来读书，只有这样，我才能觉得时间都没有虚度。我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看它什么时候来临，而那时机真的已经在人生的转角处等待着我了。
“四清”开始，进厂帮厨
“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好休假。我和我爱人商量好了准备到哈尔滨我岳父家去看一看。我们刚一到哈尔滨，就接到一封北京来的电报，叫我立刻回北京参加“四清”。我也没有休息，买了当天晚上的火车，急匆匆地赶回北京。
到了我才了解，我们整个翻译室去了两个人，一个孙世泽，一个是我。而且我们的“四清”工作团是由空军学院政治部干部部长石海生为团长，管理处的处长王陛为副团长，组织了12人。这12人当中都是党员，唯独我一个是被开除党籍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准备处理掉我，想在“四清”结束之后就让我脱离军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非常高兴地去参加“四清”了。
我们这个团先到河南新乡，首先做进厂前的思想准备，掌握政策，学习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四清”十二条、“四清”十四条等等，学习这些文件。学习完又有考试，我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
我们搞“四清”的厂是航空工业部的540厂，是个上千人的大厂。进厂以后，我们这些人被分成了4个工作组，分别到4个车间。每个车间都有一个“四清”工作队，分散到各个车间来负责车间的“四清”。
进厂之后，首先分配任务。这时候出现了使我非常尴尬、非常难过的事情。所有人都分配完了，名单中唯独没有我。我就跑去问团长我怎么办。他说：“你别着急，大家都走了，你到炊事班去帮助工作。”我想：我不是来搞“四清”的吗？怎么叫我到炊事班帮厨呢？炊事班也不搞“四清”啊，那这是干什么呢？后来我才听到有人反映我：“‘四不清’干部怎么能搞‘四清’呢？”因为那时候我被开除党籍了，而且还是“贪污分子”，他们觉得我不能搞“四清”，就把我分配到炊事班。这实际上是奚落我，但也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分配。
开始工作以后，我心里虽然非常不情愿，但一直埋头帮厨。车间工人都是三班倒的，半夜三点要吃夜餐，我们就加班给做夜餐。他们进点以后要宣讲毛主席著作，学习“老三篇”，摸情况，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就搞这些活动。那时候还有学习简报，总团要求进点一个星期之后要汇报一次，进点半个月以后就综合报告总团，他们总团要掌握总体情况。
抓住机遇，采写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轮报告就由栾炳鉴和宋锦堂来主笔，他们是两个教员，会写教材。但报告写完报上去后，总团代表看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因为报告写的就像教材一样，枯燥无味，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结果赵麟焘团长就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回来以后，“四清”总团驻540厂代表范小润就很不高兴，说：“你们没反映出真实情况，材料写得不好。”赵麟焘听了这话也不满意，他说：“来了这么些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笔杆子吗？空军指挥学院不都是笔杆子吗？怎么就他们俩？他们写得不好，这样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