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石海生团长就说了一句话：“有一个笔杆子。”
“谁啊？”赵麟焘赶紧问。
“孙维韬。他过去给刘司令员做秘书，而且还给周总理写了好多报告，他写诗歌都行。”石团长答。
“为什么不用他呢？”
“他是个‘四不清’干部。”
“哪有这个道理？都是解放军啊，而且他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吗？这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叫‘四不清’干部？这个说法不对。” 赵麟焘明确表态用我了。
就这样，我就从炊事班被调出来，临时参加汇报会，并要求把汇报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写成报告。对于我来说，这个报告就是要把大家学习的内容概括、提炼和加工，而且要写得既生动又有说服力，这根本难不倒我。
汇报会结束后，赵麟焘跟我讲：“小孙，你辛苦点儿，今天加班给我写出来，明天早上8点半我就用，我要去汇报。”我说：“可以。”但我一看，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已经快半夜12点了，我没有时间打底稿，第二天8点就交卷，时间实在是很紧张。幸好我得到过锻炼，所以我总觉得“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我有过锻炼，就是我过去给刘司令员起草的文件很多都是打腹稿以后一气呵成写成的，不然的话时间根本不够。
这次也不例外，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打腹稿，都想好后，就开始写了。我下笔也是根据刘司令员的要求和习惯：一张纸只写15行，每行13个字，而且要写大字，要写得清晰。我就按刘司令员平时对我的要求和规格，非常用心地写报告。我知道写报告这一战是决定我命运的，它非常关键！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摆脱炊事班，不能回到“四清”队伍。我知道这个机遇非常难得！我真是看到了转折点！
我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8点钟，按时写完报告。我又从头看了一遍，没有什么错误，然后就给赵麟焘团长送去。拿到报告他就去参加各个分团长的汇报会了。
汇报结束，赵团长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厂受到了“四清”总团团长陶铸的表扬，而且，540厂还被挑中在万人大会上做报告，介绍经验。于是赵团长一回来就找到我，立刻把我调到简报组写简报，我就这样从炊事班调出来了。
机遇，又一次垂青了我这个“有准备的人”。这以后厂里所有的简报都由我来写，这真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四不清”干部搞“四清”这话也没人提了。我在那儿前后工作了一年，写了100万字的简报，而且每天夜里都要写，还要到各个车间去调研，去了解情况，这样我每天都很忙。
但是新的矛盾也随之产生了，因为我到简报组去了，原来简报组的栾炳鉴和宋锦堂都对我很不满意，他们觉得是我把他们压下去了，而且我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却做着比他们高一等级的工作，他们就把所有的火气和不满都撒到我身上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根本不理我，还给我制造很多的麻烦，但是我为了搞好关系，坚持以热对冷。我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我写好的所有简报上报的时候，我都写上三个人的名字——栾炳鉴、宋锦堂、孙维韬。跟赵部长汇报的时候也说这个文章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研究，最后是我落笔写成的。我这样主动改善关系他们俩也不领情，一直对我耿耿于怀。
不计前嫌以热对冷
没过多久，突然来了一个机会——栾炳鉴得了传染性痢疾，起不来床，也没人帮忙打饭了。他虽然说了我很多坏话，但我不计较，我主动去给他打饭，去给他洗内裤，去照顾他。我没有顾虑，一点儿也不嫌弃他。这样最后把他感动了。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老孙，过去我说了你很多坏话，太不像话了！以后我要再说你的坏话，我就不是人！”从这以后，我们的关系改善了。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联手来开展工作。
这个事情有个意外的结果。他们两个最早是最反对我的人，最后却变成最赞成我的人，而且在“四清”评比的时候，一个人支持我当“毛著学习标兵”，另一个支持我当“五好队员”，甚至他们两个都主动提出要做我重新入党的介绍人。这个转变很大，他们给我写的入党材料把我写得像焦裕禄一样，写得太夸张了，简直就像是评选模范党员，而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了。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教育，就是对待别人要以热对冷。曾经我读过一本书是柳青著的《创业史》，当中有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梁山老汉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一块石头在我身上捂上三年，我都能把它捂热，更何况人心呢？有什么不能拿热对冷呢？”所以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也这样对待别人，最后非常成功。我们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们成为我重新入党的介绍人。
“四清”回来之后，石海生团长就拿着讨论过的我重新入党的材料去空司了解我的问题。一了解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空军司令部已经开始整顿党支部了，他们把我多年写的很多申诉材料都翻出来看了。他们一看就觉得我确实有冤屈。
后来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孙秉超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说，我的案子已经复查过了，复查结果是原来搞错了，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恢复党籍，而不是重新入党。
石团长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了，我非常高兴。到了1969年，我的党籍就恢复了。可以说我在“四清”工作当中的优秀表现为自己日后恢复党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文革”初期当助教
摄于1968年
搞完“四清”，已经是1966年，我就回到北京投入“文化大革命”。当时我的党籍还没恢复，处境非常尴尬，别人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成了逍遥派了。这样我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别人画画，抄大字报。
1969年，很多军队干部都被派到工厂和学校“支左”。同时又在空军学院开始办训练队，教法语、俄语、英语。一些我过去的同事都去当教员了，我也想去，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够资格，只能当个助教。
当时空军学院革委会主任是白云，他一直对我不错，也知道我工作挺好。后来我就主动跟白云副参谋长提出申请，要去俄语训练班当助教。他一听就同意了。
后来我进训练队的事在熊梦华那里碰了钉子，也是多亏白云副参谋长的帮忙，让我顺利成为了助教。那时，我是训练队里唯一一个非党员。
我讲课非常活跃，学员都爱听，但教员们却很不满，说我喧宾夺主，因为有学员反映“助教比教员讲得好。”虽然在训练队时熊梦华比较排挤我，但我觉得有学员愿意听我讲课，我就能发挥些作用。我一直坚持工作。
恢复党籍拨云见日
在训练队的时候，有一天我被空军司令部叫去。到了以后办公室主任孙秉超跟我说：“孙维韬，你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要给你恢复党籍，从1959年入党开始算起。”他还说：“你回去先不要声张，我们将来到外语训练队宣布你党籍的问题，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我心里真是非常高兴。
后来的一天，空司孙秉超主任到训练队来宣布我的情况，他说：“我宣布：孙维韬从现在开始恢复党籍。孙维韬被错误地开除党籍7年多。在这期间，据我们了解，孙维韬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另外现在有很多党员，虽然还在党内，但已经和党离心离德了。”之后他还宣布了第二件大事：“从今天开始，任命孙维韬为外语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