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就宣布熊梦华复员。他吓坏了，因为那个人过去整我整得很厉害，他没想到我在那种情况下可以翻身，而且就地当了党支部书记，接替了他的职务，所以他非常震惊，也害怕我会为难他。
我当党支部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支组联席会，主题是“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熊梦华也参加了这个会，并且受到教育。后来他要复员转业，最后的鉴定由我来写。临走时候他哭哭啼啼找我来了，跟我说：“孙队长，我非常对不起你，我向你道歉。我要复员了，希望你高抬贵手，不要和我一般见识，请您多给我说点儿好话，我到地方去好安排工作。” 我说：“我不但原谅你，而且你放心，我给你写的鉴定绝对使你满意。” 后来他的鉴定我写得非常好，没有说他一句坏话，他感动得掉眼泪了。
我这个人办事非常对得起别人，过去的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我绝不计较。这样处理后他很满意，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不愿意以牙还牙去报复别人，我觉得没有必要。从小我父亲母亲就教我，一定要宽容，一定要谅解，这样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处理得很好。
1971年7月，周总理接见巴基斯坦空军代表团团长拉希姆汗（前中）等人
后排左起：英文翻译俞建中、外事局长朱开印、空军参谋长梁璞、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二排左一是孙维韬
接下来空军要成立翻译大队，把几百名空军翻译全体集中起来，分成12个语种，下面各个分队、中队也都成立了。我被任命为副大队长兼外语训练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大队党委委员。这就说明我的党籍和职位已经被完全恢复了。
再受牵连，打入牛棚
此后不久，我又被调回空司办公室，分管全军的翻译和外事工作。在1971年9月2号，我被任命为外事处副处长。
后来，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员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华的时候，都是我做接待组组长。在接待拉希姆汗的过程当中，我还有幸给周总理的讲话做记录。之后我们还陪同周总理吃饭并合影留念。这些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1971年出了“九一三事件”* 。我是9月2号被任命为空司办公室副处长的，9月13号出问题了，我又被列为审查对象，立刻打入牛棚。
处理“九一三事件”是这样一套逻辑：林彪最器重的是刘亚楼，刘亚楼是参谋长。虽然他1965年就死了，但是林彪跟他的关系很密切。刘亚楼临死以前和林彪勾结得很密切，而且搞了很多反对毛主席的活动。而我孙维韬是刘亚楼的亲信，这些活动也必定参与其中,我就被“顺理成章”地打入牛棚了。
当然，这完全是对刘亚楼司令员和我的栽赃陷害。
那段时间我又被审查、批斗，要求交待问题、写材料，这样的日子一共持续了6年多的时间，期间我被抄家4次，挨批斗、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而且关牛棚的期间也不准回家，我爱人也被打发走了，我的孩子都被送到我继母那了。整天都有两个人看着我，每天上、下午轮番批斗，还叫我写材料，交待我跟林彪的关系，而且说我是苏军特务，说我和赫鲁晓夫勾结密切。还问我为什么年年出国去苏联？这些问题我都没法答复，我只说我去苏联都是经过保卫部批准的，而且跟苏联领导人的接触都是工作，我从来没有搞阴谋活动，我也不是苏军特务。我当时态度非常强硬，这样反而激怒了他们。
除了让我写材料以外，每天还有各种大会、小会批斗我。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坚持不说假话。你怎么说我、怎么整我都可以，但我就是不编造，也不揭发别人，我宁愿受皮肉苦，也要实事求是。
其实我挨批斗时候心情非常压抑，心脏都不好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刘亚楼司令员是1965年去世的，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为什么现在要去整治、诬蔑一个死人呢？这太不应该啦。而且彭德怀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领导，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元帅，他怎么能被抓起来呢？
而且因为彭德怀，我也受到了牵连。因为之前有一次他和赫鲁晓夫的谈话是我当翻译。这时候又把那个案子翻出来了，说我和彭德怀勾结，让我揭发彭德怀。但我一直特别耿直，谁也不揭发，调查我的人都特别气愤，我还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不是办公室主任彭正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让我学会适当地保护自己，我的情况就更悲惨了。
就是由于和刘亚楼、林彪牵扯，我在牛棚蹲了6年半。这还不算完，粉碎“四人帮”后又把我扯出来了，还给我加上了好几条罪名，说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准备把我做复员转业处理。
后来复查，清理档案，把以前塞的不实之事全部拿掉，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给我扣个新帽子“亲近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包庇彭德怀。”一直到后来彭德怀平反，我才拿掉了这个帽子。这两个包袱要是一直搁在档案里面，那我是一辈子翻不了身的。
因为“九一三事件”的关系，我被立案审查了很多年，但我一直不揭发，后来也就没什么事了。但是也不给我做结论。最后给我的结论就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犯了严重错误，要做复员转业处理”。
翻译《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九一三事件”后，我受到牵连，受审查，蹲牛棚，还得了一个“第十次路线斗争犯了严重错误，要做复员转业处理”的结论。但有趣的是，这个结论一方面害了我，另一方面又救了我。怎么说救了我呢？这个结论把我的问题写得非常严重，结果，北京市的各个单位没有一个敢要我。
那时候军事科学院（以下简称军科）弄了一个《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词条翻译，各个军兵种都要调一个人去，他们急需一个好翻译，但这边的翻译谁也不愿意去。我就再三地自我推荐，我说：“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你这个属于复员处理。”我说：“没有关系，你随时可以复员处理我，但我愿意现在去堵这个炮眼。”我还找到外事处处长张庆昌苦苦哀求，让他答应我去工作，还保证说：“你要处理我随时都可以，复员转业都行，我都没有意见。”费了一番周折，我才被调到军科参加《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词条翻译组。
1977年到1978年，我在军科翻译了一年，翻了10万多字《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有关空军词条。后来海军、陆军、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调来的所有翻译都被调回原单位了。唯独我不回去，我回去就要被处理了，所以我不愿意回去，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军科了。
我这时候就开始想办法了，我不想复员，也不愿意离开翻译队伍。之前我做了这么多的贡献，我非常不舍得走。
于是我就跟高体乾副院长说：“我有个建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最好能全文翻译出来。”他说：“这个事儿过去提过，但是宋院长不同意，说咱们军科没有这个指挥调度全军各个兵种的能力，另外也不愿意背这个包袱，这个事太大，要调动全国全军的俄文力量。”他说的不假，《苏军军事百科全书》1400万字，涉及到12个门类，120个专业，全文翻译难度太大，这个事谁也不愿意搞。我说：“高副院长，这样吧，我试一试吧，我给上面打报告。”他就同意了。我高兴极了，马上就起草报告：“《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介绍了苏联最先进的科学，反映苏联的军事思想、武器装备、整个人员的配置……”我写得天花乱坠，因为搞翻译搞了一年了，我比较了解情况。报告写完了以后，上面抬头写“军委邓小平主席、徐向前副主席”，我直接向他们俩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