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01-1972）
陈毅元帅是在元帅当中少数的几个大学生，他是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生，而且诗也写得非常好，谈话更是文绉绉的，也非常幽默，所以他讲的话很难翻。
1954年我给他做翻译的过程中，有个故事非常有趣。当时苏联元帅扎沃隆柯夫来北京谈判。陈老总出面接待他，代表国务院来宴请他。我做宴会翻译。
席间，陈毅就问起扎沃隆柯夫在中国南方访问的感想。宾主交谈非常愉快，但由于我一时紧张，把“蛇胆酒”误翻译成“蛇蛋酒”了。在座的很多首长都懂俄语，听完都哈哈大笑。
然后陈毅话锋一转，讲起了他家的故事，他说：“我们家里是大地主，开了很多饭庄，有时候完全是欺骗行为。怎么欺骗呢？我们把客人请来了，先不给他们上菜，一直饿着他们。直到他们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我们就先上来大众菜，比如炒肉丝这些。人们马上就把菜都吃光了，也把肚子吃撑了。然后再上海参、鱼翅这些佳肴，但是他们已经吃不下去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浪费，我们就在客人眼前晃一下，接着直接端到前堂就卖掉了。”这是陈老总给我们讲的很有趣的故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那一次我当翻译，总的来说陈毅老总挺满意，我得以目睹各位大将的风采也觉得获益颇多。
贺龙（1896-1969）
1957年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广州访问的时候，陶铸书记出面宴请伏老吃粤菜。伏老觉得名菜“八珍鱼翅”很是美味，但不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贺龙元帅就告诉伏老，这道菜是用猫肉、狗肉、蜈蚣等野味制成的。伏老一听就受不了了，当即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原定于第二天在武汉的晚宴也因此取消了。
周总理事后还批评贺龙，嫌他多嘴。但贺龙也并不嗔怒，依然嘻嘻哈哈的。
这个故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它反映出贺龙元帅性格直爽、说话率真的特点，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陈赓（1903-1961）
我第一次接触陈赓大将是1955年陪同他到苏联谈判。当时，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作为谈判代表，和苏方协商沈阳军区和远东军区的联合作战计划。接待我们的苏方代表是科雷洛夫大将。
我过去就听过陈赓大将的很多故事。他在大革命时期第二次东征时是蒋介石的警卫连连长，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陈赓是1922年的党员，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即是共产党员了。1932年，陈赓因作战负伤，在上海疗养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那时候蒋介石不想伤害他，想将他拉入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但陈赓不为所动。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终于脱险回到中央苏区。他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非常了不起。与众不同的是，他还亲眼见过列宁。北伐战争前夕的1924年，他正在苏联，见到了列宁。
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非常平易近人。我们一起坐飞机到远东，他在飞机上和我们这些翻译人员聊天，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听了特别高兴地说：“没对象好啊，你趴地下给我磕头，我给你找个老婆。” 这当然是他的玩笑话，但证明他很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陈赓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这次在苏联的谈判工作结束之后，苏方给中方每人发了700卢布的零用费，他一分没要，都分给秘书了，只给他的外孙子和外孙女买了两斤巧克力糖。
科雷洛夫知道陈赓不会收钱，又特意问他：“陈赓大将，你需要些什么？我们有佐尔基照相机，送你一台好不好？”
陈赓丝毫不领情：“我不要，我有德国的莱卡照相机。你们用的是德国机芯，我那是原装的，比你们的好。”
科雷洛夫又说：“这样吧，我知道你喜欢打猎，我送你一支猎枪吧。”
陈赓又说：“我不要。”
“我们的猎枪非常好，是打步枪子弹的，可以打熊、老虎之类的大型动物……”科雷洛夫继续介绍。
哪知陈赓还是不给面子：“我不要，猎枪我都有。谢谢你。”
这样的态度，让一贯豪爽的科雷洛夫大将也无可奈何了，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情谊。
陈赓平日里非常好开玩笑，讲话非常幽默，不拘小节但很有智慧。
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我们在机场遇到一个原国民党的将军，他叫黄绍竑，原来是国民党的高官，后来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参加了1949年的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留了下来。
那天他被陈赓开玩笑说得非常尴尬。陈赓腿有点儿瘸，上飞机的时候，黄绍竑就跟他开玩笑：“老赓，你的腿怎么瘸呢？”
“我得感谢你。”
“怎么能感谢我呢？” 黄绍竑好奇地问。
“你们部队给我打瘸的。”陈赓面不改色地回答。
听完这句话，黄绍竑的脸“唰”地就红了，不好意思了，他知道这是作战时被国民党打的。后来陈赓一看他不好意思说话了，知道说得太过分了，为了缓和气氛他又说了一句：“黄老弟，你不要往心里去，子弹是没长眼睛的。”
这次的谈判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陈赓大将的幽默随性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徐向前（1901-1990）
我搞《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报告是徐向前元帅亲自批的。他第一个看的，看了以后就批复：“集中全军力量全文翻译，要出大字本。”后来给邓小平看，邓小平批复：“不要出大字本，太费纸。”后来书顺利出版，我又给徐帅写的报告。他作为元帅、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又直接给我写亲笔信，说我们这套书做出了重大贡献，向我表示祝贺。这是他对我很高的评价，我非常受感动，非常高兴。
现在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还被收到我的文集里了。
罗瑞卿（1906-1978）
我在见到罗瑞卿大将之前，就听到传言说他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1957年在接待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团时见到他，果然名不虚传。罗瑞卿大将个头很高，神情严肃，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外面是黑面红里的斗篷，里面穿黑色中山装。
由于伏老刚到北京就遇到了被热情的欢迎群众围堵的意外情况，毛主席后来决定，伏老每到一地都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大将先坐着专机去打前站。我作为随团翻译，一直乘坐着罗部长的专机，就这样和他有所接触。
后来罗部长顺利完成了这项安保任务，伏老到其他各地访问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事件。
刘震（1915-1992）
1953年我参加第二次联席会议。那次会议是三国联合召开的会议，参会的有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王琏、中国空军的志愿军司令员刘震上将和苏联的作战组组长卡斯夫上将。对外宣称两方——我们和朝鲜，实际是三方，也包括苏联在内，苏联是秘密参加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和刘震上将相识。
1957年刘亚楼去拜访科拉索夫斯基，刘震跟刘亚楼一起去的，我给当的翻译。因为空军要成立空军学院，希望他帮助我们，他答应了，很热情。后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建立了空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