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1905-1985）
1954年，南京军区组织了一个集团军的登陆与抗登陆战役演习，空军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许世友上将是演习的总导演。中国国防部的首席顾问特鲁法诺夫上将也受到邀请参观演习。
许世友对特鲁法诺夫上将很尊重，为了照顾他，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特鲁法诺夫的卧室。但演习完了以后，特鲁法诺夫上将对演习批评了好多。许世友听了以后很生气，他自己走上台，直接发话：“你们的演习我非常满意，他（指特鲁法诺夫上将）说的话不算！”性格耿直的许世友上将并不畏惧这个苏联来的首席顾问。
彭绍辉（1906-1978）
彭绍辉上将也是一野的副司令员，1954年我们参加演习，他被称为“独臂将军”。但他这个人既乐观又幽默，在乘坐专列的过程中，他和我们一起打扑克牌，我们两只手都不好偷牌，他一只手可以偷牌。我跟他关系处得非常好，吃西餐的时候他没法切，我就主动替他切猪排什么的，切好以后，他一只手拿着叉子吃。
回北京以后，有一天突然来个电话，警卫员找我，说：“孙维韬，一个老战友找你。”我一接电话，把我吓一跳，就是他打来的。
他说：“小孙，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听不出来了。”
他说：“我是彭绍辉，我住在帅府园，你过来找我玩儿吧。”
他就是这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
陈锡联（1915-1999）
1957年我们代表团出访苏联，我负责四个上将，其中就有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员，跟刘亚楼的关系非常好。因为刘亚楼睡觉特别轻，我打呼噜打得很厉害，陈锡联打呼噜也很厉害，所以我和陈锡联睡一个房间。
他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跟刘司令员讲：“你的翻译太厉害了，我被他给震住了。”
我说：“陈司令员，怎么震住了？”
他说：“你还不知道吗？咱俩谈话的时候，我刚脱了一只袜子，你就睡着了，而且你打呼噜，我一宿都没睡着。”
刘亚楼司令员与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右）合影
李克农（1899-1962）
李克农是刘亚楼非常好的朋友，刘亚楼非常佩服李克农，说他是天才，说他的判断能力非常强。他是搞情报工作的，和潘汉年在一起搞破译。
准备出国的前一天我到刘司令员家去，刘司令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李克农在客厅里摔倒了，脑袋着地，突发脑出血。刘司令员知道了非常着急，赶紧就跑去了，正好被我撞见，我说：“您干什么去？”他说：“去看李克农，李克农负伤了。”后来时隔不久，李克农就去世了。
肖克（1907-2008）
肖克上将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南昌起义时，肖克就是连长，长征时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后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所以肖克是老资格了。
1954年，我们参观了苏联组织的军事演习后，我们准备在1955年在大连也组织一个“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防御登陆与抗登陆战役演习”，所以苏联的资料对我们非常珍贵。肖克让我们每个翻译把苏联给我们的评估材料全部抄下来，要保留一份。我们抄到一半，被苏联科雷洛夫的秘书看见了，秘书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抄，我们给你一份。”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保密的，不会给我们，内容包括抗登陆的经过、潜艇的使用、空降兵使用等等。
回来以后，肖克在训练总监部把翻译们全部组织起来，把苏联在远东演习的全部材料都翻出来。后来为1955年大连地区搞登陆与抗登陆战役演习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聂凤智（1914-1992）
我跟聂凤智接触也很多。在解放战争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他是三野二十七军的军长，解放上海的战役就有他率领的部队打的。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空联司的司令员，带领部队立下了奇功，可以说，他是共和国的功臣。
他在我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我感动不已。
那时候南京军区的百科组成立不起来，领导不支持，总编也没请来。当时聂司令员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这件事就能很容易地解决，但当时聂司令员感冒了，谁也不见，这事就被搁置了。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去找他谈谈。
为了让南京方面接待我的人送我到聂司令员那里，我就耍了个花招，说聂司令员要召见我。到了门口又被警卫拦下来了，原因还是一样：聂司令员感冒了，谁也不见。正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一个好机会，正好看到何主任走过，我认识她，就赶紧叫住她：“何主任，我是孙翻译，我是刘司令员的孙翻译！”她走过来一看，就把我请到了办公室，让我等着聂司令员。
不一会聂司令员就出来了，他确实感冒了——戴个口罩、披着大衣。他一见我就很亲切地问：“小孙你来有什么事吗？”他知道我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我就长话短说，把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都跟他说了，说我现在需要他的命令来调人。他当即说：“那好办，你告诉陈秘书，跟政治部讲一下，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就行了。”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太管用了。我特别高兴，紧接着就告辞了。
正如我事先预料的，有了聂司令员的“尚方宝剑”，下面成立南京百科组的事情异常顺利。后来我又去找了他两次，每次他都尽可能地帮助我，这些事情让我一直记忆犹新。
1983年，孙维韬（右）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将军和夫人何主任合影
吴克华（1913-1987）
和吴克华的接触也是因为百科全书，当时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我三下广州去成立百科组，那时候真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困难重重。我找训练部长解决不了问题，找参谋长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个工作要涉及到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等多个部门，还涉及到资金的保证问题、人员的调动问题，是很复杂的，必须要司令员表态才行，可是吴克华当时人不在广州。
那是1979年，吴克华在越南前线指挥作战，正巧向仲华政委去世了，吴司令员赶回来参加追悼会，这对于我正好是一个机会。
我给吴司令员的杨秘书打电话，要求约见。不出所料，我被“吴司令员工作非常忙，谁也不见”的理由拒绝了，但我早就是有备而来，于是我给自己的申请加了个冠冕堂皇的大理由——我对秘书说：“我有要紧的事跟他汇报，我要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咱们两个谁耽误了都担不起责任。”此话一出，果然厉害，电话那边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就答应向司令员汇报。
半小时后电话来了，秘书的口气已经完全变了：“非常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这个情况，说话有冒犯的地方请你原谅。我给吴司令员汇报了，吴司令员说下午两点马上接见。”他刚才还说根本不见，现在却要马上接见。当时我住在珠江宾馆，它跟司令部就隔着一座小桥，步行过去就可以，但没想到那边却说坚决不行，说是吴司令员专门派了奔驰车来接我，还是让参谋长和训练部长亲自来接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