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以后，吴克华在门口等着我，一见面就向我道歉：“非常对不起，我听杨主任讲了，你有邓主席亲自批示。”他这个人很精干，说话很有条理。我就向他汇报说：“我知道您很忙，我就耽误您10分钟，汇报完我就走。”接着我就把邓主席关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批示给他都说了，“要动用全军力量，全部俄文翻译出版……”这些话我都说了一遍。他听了说：“非常对不起，我在越南前方指挥作战，还不知道这个事，但是广州军区耽误了这个事，我有责任，请您原谅。”
紧接着他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说：“需要调人。”
“好办！朱参谋长，告诉政治部给调人。”
我接着说：“还需要给他们拨房子，安装专线，拨资金。”
“告诉后勤部给派专车，告诉通讯部给架专线。”
他说话非常快，斩钉截铁地，我讲一句话他答复一句话，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最后他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这样，我之前三下广州都没解决的问题在和他见面的10分钟内就全部都解决了，这多亏了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伍修权（1908-1997）
1984年，孙维韬（右）与伍修权副总长合影
伍修权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对我的支持很大，我出了很多书，书名都是他题写的，比如《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就是他写的书名。他以前在苏联学的俄语。而且他还非常谦虚，他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孙维韬同志，你叫我给《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题写书名，我写了，但我的字写得不好，请您原谅，能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信的下面他给我写了20个不同样式的题目，叫我随便挑。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后来我编辞典请他当顾问，他立刻就同意了。
1990年，我们出版了《国防知识丛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一次，我还接触到了李德生上将和杨得志上将。我拿着伍修权的信去邀请李德生上将参加发布会，他欣然前往，并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在我的翻译生涯中，接触过的将帅还有：肖劲光大将、粟裕大将、谭政大将、洪学智上将、杨成武上将、张宗逊上将等等。
这些将帅们有的严肃，有的幽默，有的机敏过人，有的朴实和蔼。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极具人格魅力，而且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们所走过的路程和做的每件事情都证明了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这忠诚都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各方面也都有着优秀的品质。从大处说，他们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从小处说，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心地善良、言出法随，这一切优秀的品质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伍老给我题写的书名及亲笔信
比比可夫（1910-1993）
1991年初，我一到苏联就急切地想要拜访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曾任乌克兰军区空军司令的比比可夫中将。
可是，我们三十余年没有联系，这茫茫人海，该去那里找他？我到处打听都没有结果，直到1991年5月9日，我在高尔基公园里巧遇了苏联退伍军人基金会副会长，才了解到比比可夫中将的近况。我得知他现在居住在乌克兰基辅市，并打听到他家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当年10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夫人乘火车直奔基辅市探望这位久别的老将军。
在火车上，我和老将军相处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比比可夫中将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荣获过英雄称号。由于屡建奇功，他年仅31岁就被提升为少将，是当时最年轻的少将。1945年8月，他作为第11空军集团军司令随苏军来到我国东北，统管在东北战场上作战的空军和空降兵部队。1955年至1959年期间，他再次来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席顾问，我就是那时和他相识的。我们一起工作了5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我眼里，比比可夫对中国非常友好，也很会办事。在担任刘亚楼司令员的顾问时，他从不张扬，从不喧宾夺主，很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此人缘非常好。刘亚楼对他也很尊敬。他很会关心人，对我们这些中国工作人员都很关心。
刘司令员被查出来有胃病的时候，情况很不好，被怀疑是癌症。比比可夫中将知道后非常着急，立刻派人到苏联去找一种特效药。这种药叫“恰基”，含有钴成分，是从白杨树的树节子里面提炼出来的，对癌症有特效。他专门把这药从苏联买回来送给刘司令员，刘司令员特别感动。
在平常，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大家相处得很和谐，就像亲人一样。在中国工作的5年间，比比可夫去哪我都一直陪同，给他做翻译，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感情非常深厚。
1959年我结婚的时候，他还没回国，竟然给我送了两件结婚礼物：一瓶香水和一块马蹄形巧克力糖，这是按照苏联习惯送的结婚礼物。我当时拿着礼物，心里特别惊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前排右起：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吴法宪、比比可夫、刘亚楼、王秉璋、成钧、曾国华；
二排右起：黄立清、陈华堂、张廷发、周彪、江腾蛟、余立金、吴富善、刘枫；
三排右起：薛少卿、袁彬、林接彪
他回国的时候和苏联其他专家完全不一样：别的专家走的时候带回国的礼物都是象牙雕刻、玉石、古玩等礼物，但这些他都不要，他要的礼物是毛主席亲自给他写的感谢信。
1959年比比可夫回国之前，刘亚楼还在大连专门开党委扩大会欢送他。欢送会的照片我一直都珍藏着……
回想着这些往事，火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目的地。出发之前，我先打电话跟老将军取得联系，他一听我要来高兴得不得了，并执意要到车站接我们。
果然，我们一下车就看见两鬓斑白的比比可夫老将军在孙女的陪同下正等着我们。那时他年逾82岁了，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见到这位阔别三十余年的老朋友，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暖流，我快步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老将军也很兴奋，并热情地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
回到他家，稍作休息之后，老将军就迫不及待地把他珍藏多年的、在中国工作期间的照片都拿给我们看。他跟我讲：“我回来以后，赫鲁晓夫把我列成‘亲华犯’，但我一点儿不后悔，我承认我是‘亲华犯’。”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回国后的情况：1959年他回国后，因为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和反对赫鲁晓夫奉行的错误的对华政策，他受到迫害，被勒令退役，当时年仅51岁。之后，他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复出条件：造谣攻击中国，并冒着生命危险，把很多材料都藏起来了。有他和彭德怀元帅、刘亚楼司令员的合影，有毛主席颁发给他的奖章，甚至连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时的国宴请柬他都完好地珍藏着。看着这些材料，比比可夫老将军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溢于言表。他还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度过的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