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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者--孙维韬回忆录 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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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件事,布尔加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稳重,很识大体的人。

日加列夫(1900-1963)

苏联空军主帅,苏空军司令。

跟日加列夫空军主帅的会面意义更重大了。我们1956年去的时候,他是空军司令,专门接待了刘司令员。刘司令员跟他谈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情况和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在和刘司令员讲话时提到他曾经两次到过中国。

第一次是在1939年11月份,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那时中国空军实力很弱,蒋介石就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请求苏联援助。斯大林就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往中国派遣了一支苏联志愿航空队。那一次来到中国的第一个苏联队长就是日加列夫。他给中国带来了1285架飞机,其中:777架歼击机、408架轰炸机、100架教练机,一共三千多人来援助中国。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很多次对日空战。苏联志愿航空大队击落日本飞机980架,击沉船只220艘。日加列夫还获得英雄称号。

日加列夫第二次来中国是1945年,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之后。他当时是空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员,是为配合远东第二方面军胡加可夫元帅的部队而来到中国的。他还向我们介绍说,苏联对日宣战以后,一共派出飞机5300架,他们三个空军集团军支持三个方面军作战。

维尔希宁(1904-1982)

苏联空军主帅、空军司令。可以说,我和维尔希宁空军主帅很有缘分。1949年刘亚楼受命当空军司令员后就到苏联远东地区协商建立中国空军的事宜。当时苏方接待刘司令员的就是维尔希宁司令。他当时是空军总司令,而且向中国派出887名专家,援助450架飞机,这些援建的项目也都是维尔希宁批准的。可以说,他对中国空军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和他第二次接触是1961年,我们去买米格飞机和P-13空空导弹。那时候赫鲁晓夫已经撕毁了中苏合作协定,中苏关系很紧张,但是维尔希宁对中国代表团还是很热情。

一开始刘亚楼司令员准备在中国大使馆宴请他,还担心他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不会来,但他还是欣然赴宴了,而且来了以后还是很友好。他很热情地称赞中国空军,跟刘司令员讲:“中国空军成长很快,飞行员作战很勇敢,出现了很多打掉美国王牌飞行员的战斗英雄,战绩很辉煌!”刘司令员听了很高兴地说:“这叫‘严师出高徒’,我们的飞行员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战绩,和苏联教官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谈话间,两个人互相赞赏,互相表示感谢,双方都非常愉快。

阔日杜布(1920-1993)

苏联空军元帅,莫斯科防空军司令。我和阔日杜布元帅交往的时间比较久,故事也就比较多了。

阔日杜布是苏联最优秀的飞行员,先后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曾参加过120次空战,击落62架敌机,摧毁德国空军两个团的兵力。阔日杜布是乌克兰人,个子不高,但是身材非常健美,身体素质非常好。他来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他来参加1949年的开国大典。第二次就是1951年,他的师和我们空三师协同作战,抗美援朝。

苏联空军三次英雄阔日杜布               在二战中,阔日杜布(左)和战友们合影

1949年,我还是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就读的一名学生。当年我们学校借着阔日杜布来华的机会邀请他到学校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是一位风华正茂的中校军官。听完他的报告,我们这些学生都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偶像,大家都涌到他面前请他签名留念。万万没想到,我日后竟然能和他在一起并肩战斗,这真是人生的巧遇。

两年之后的抗美援朝作战期间,斯大林派出10个空军师来支援我们的抗美援朝战斗。其中就有阔日杜布师,他的师和空三师共同使用一个指挥所,联合作战。阔日杜布师在朝鲜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一共击中383架敌机,涌现出22个战斗英雄。

但是也有件事让他非常难过:在一次战斗中,他师里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跳伞后被我军一名司务长错当成“美军”给击毙了。这是阔日杜布很喜欢的一名飞行员。那之后阔日杜布很是伤心,把这笔账都算在了敌军头上。他下定决心要为死去的飞行员报仇,第二天就把美军的8架飞机全部击落。

平时阔日杜布非常幽默,在战斗空隙的指挥所里,他很喜欢和普通军官开玩笑,非常平易近人。

他自己还有一个土政策:凡是参加过二战的飞行员都可以留胡子;没有参加过二战的新飞行员则一律不准留。这样我们就能从飞行员的胡须上准确地判断出他是否参加过二战。

在中国经过了两年的战斗之后,阔日杜布率领他的师回国。1990年我在莫斯科做总代表期间,还专门去拜访过他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晋升为空军元帅。

科雷洛夫(1903-1972)

大将军衔,苏联远东军区副司令。我和科雷洛夫大将的接触一次是1954年,一次是1955年。

科雷洛夫是很有名的远东军区副司令员,二战时在各个战场都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他生性豪爽、幽默,非常爱喝酒,是个出了名的“大酒桶”。

1954年我们参加远东演习后,他设宴款待我们。在宴会上,科雷洛夫大将非常活跃,非常高兴,直到宴会结束,还没有尽兴。他把我们一个翻译特地留下来跟他对饮。这翻译叫禹厚德,平时也算有些酒量,二锅头可以喝二斤半,但遇到“大酒桶”大将就显然不是对手了。科雷洛夫对他说:“我年龄比你大一倍,我不欺负你,你喝一杯,我喝两杯。”就这样,他们两人又单独喝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一共喝了22瓶伏特加!结果就很严重了:禹厚德喝得酒精中毒,几天不省人事,被送进医院抢救,直到代表团离开苏联的那天他才出院。而科雷洛夫一点儿事都没有。可见他的酒量之大,真如人们所说“英雄海量”。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55年。当时,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出访苏联,作为谈判代表协商沈阳军区和远东军区的联合作战计划,接待他的苏方代表就是科雷洛夫大将。

科雷洛夫一直很尊敬陈赓,知道他早年间见过列宁。这两人的相处是非常有趣的。虽然科雷洛夫大将对陈赓很客气,但是他非常爱开玩笑,陈赓也是如此,语言虽然尖刻,但不乏幽默风趣。所以他们俩的谈话都是很有意思的,让人感觉亲切自然。

巴托夫(1897-1985)

巴托夫大将

1949年后,苏联先后派给中国国防部四任首席顾问:

第一任是柯托夫上将;第二任是彼得罗谢夫上将;

第三任是特鲁法诺夫上将;

第四任是巴托夫大将

巴托夫大将是苏联著名的大将,曾多次受奖。他到中国来担任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总顾问。

1960年,他到了中国不久,赫鲁晓夫就撕毁了协定,苏联专家全部撤离。我们从周总理打给刘司令员的电话中了解了这一情况。那时候,巴托夫大将和刘司令员都在青岛疗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紧急约见了巴托夫大将,探听他对赫鲁晓夫撕毁协议一事的态度。我陪同刘司令员乘车前往巴托夫所在的别墅。一见面刘司令员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巴托夫大将却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家雇佣的中国女工爱上了苏联顾问团的报务员阿廖沙。如果苏联专家都撤走了,这两人就要分开。所以这个女孩子想跟着他们一起去苏联。他告诉我们说:“我已经答应她了,帮她办好一切手续,让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