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这个无关主题的故事后，巴托夫才郑重地对刘司令员说：“这件事情我也刚刚知道，也觉得很突然。我和中国朋友相处一直很融洽，空军的专家也没有反映过什么不友好、不尊重的问题。但是作为军人，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做出的决定，我们只能服从。至于他的决定是对是错，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还说：“中国不是南斯拉夫，更应该慎重对待才是。” 这一番话就表明他并不支持赫鲁晓夫这么做，他的态度是倾向我们的。
见面回来以后，刘亚楼司令员立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总理。
索卡洛夫
海军上将军衔。1957年的12月，我们代表团到苏联太平洋舰队访问，当时索卡洛夫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员，他用最高规格的礼节来接待我们。
他在远东海参崴的彼得湾的一艘大型巡洋舰上接待我们。宴会开始他首先讲话，但他的讲话出现了很大的纰漏，他说今后的战斗中刀枪可以消失了，一按电钮就可以打出导弹，就能决定胜负。类似的话他讲了很多，这实际上是宣扬了“唯武器论”。
他的讲话使大家很震惊，尤其是彭德怀。彭德怀和叶帅讲：“他的观点是‘唯武器论’观点，我们不吱声等于默认他了，但是如果批评他又不友好，我们是代表团嘛，这不是一个批判会，这怎么办？你是有本事的人，你即兴写诗一首吧。”彭德怀告诉叶帅用诗来批驳他。
结果叶帅就像曹植七步成诗一样，马上做出一首诗来。叶帅站起身说：“今天这个场合非常好，我即兴咏诗一首。”
友谊深过太平洋，
巩固中苏沿海防。
纵有导弹射千里，
不如团结一心强。
这首诗实际上是批评索卡洛夫的，你即使有导弹，但是不团结也没用。关键还在于团结，在于人民的力量。
这首诗一出口，首席翻译张伯衡给索卡洛夫翻了大概意思，但索卡洛夫并不满意。刘亚楼就把翻译的任务交给我了。虽然一共只有二十八个字，但是诗是很难翻译的。我下去翻了三个小时才翻完。
我翻完了回来的时候，宴会已经接近尾声。叶帅说：“太好了，你把诗读一读。”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我来读。” 他一边读着一边点头称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批判他“唯武器论”的。他还兴高采烈地说：“瞧！太平洋这个词一语双关，多巧妙啊！我们是太平洋舰队，我们的友谊又深过太平洋。”在场所有的人也感到很高兴，还都纷纷称赞叶帅的才华。这首诗第二天还发表在《太平洋报》上了。
图波列夫（1888-1972）
苏联乃至世界著名的飞机设计师、空军上将、图波列夫设计院的创始人，图式飞机的总设计师。我国使用的图-4、图-114、图-18及毛主席乘坐的专机图-18都是他设计的。
他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幽默，我见到他也是在1957年朱可夫组织的宴会上。我在主席台上翻译完了，就坐在他跟前，他旁边就是空军政委吴法宪。图波列夫这个人爱讲故事，他就给我讲笑话。
他说：“翻译同志，我给你说个笑话。”
我说：“什么笑话？”
他说：“我年岁大了，有的时候受年轻人奚落。”
我说：“怎么受年轻人奚落呢？”
他就给我讲开了：有一天，他走路的时候过来两个军官，“啪”给他敬礼，说：“将军，星星在后面呢。”他说：“什么星星在后面？”他回头看，却找不着。他们冬天戴的是高加索高筒帽，羊皮制成的套筒帽子，没有帽檐，前面有帽徽。原来是他把帽子戴反了，帽徽就跑后面去了。他转身没找着星星，后来才知道帽子戴反了。
伊留申（1894-1977）
苏联伊尔飞机总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被授予工程上将军衔。我国使用的伊尔14、伊尔18、伊尔24等伊尔系列飞机都是他设计的。抗日战争期间伊尔15、伊尔16也都是他设计的。他的贡献非常大，而且他这个人非常朴实。
我们去和他谈毛主席专机的设计问题。我们三十四师——也就是首长专机师，有一个工程师叫梁玉成，他带着方案去跟伊留申讲我们要什么样的专机。
他和梁玉成的对话是我给翻的，印象很深刻。梁玉成拿出设计方案来，说这里应该加个窗户，那里加个什么等等问题。伊留申在梁玉成讲的时候没打断他，只一直听着，最后他才说话：“梁工程师，你知不知道？飞机每加一个螺钉的重量都需要认真检查，而且每换一个窗户都会影响空气动力。窗户不是随便开的，螺钉不是随便加的。”但这时候伊留申并没有生气，只是像一个长者和孩子谈话那样，告诉梁玉成飞机设计的原理，让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接着，我们又提出来了第二个问题：毛主席的飞机一定要加非常保险的降落伞。伊留申一听就笑了，他说：“梁玉成同志，真正的好飞机从来不加降落伞，飞机加伞都是安慰性的，一点儿实际作用都没有。”这是他亲自给我讲的，后来我还写了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最后他说：“所以，毛主席乘坐的飞机要保证性能绝对好，驾驶员的水平非常高，这样谁也不用跳伞。”
后来他上课也是我给当翻译。他讲课讲得很仔细，飞机的性能和构造、空气动力、空中试验等他都讲。他说：“为了保证飞机的安全，要做飞行前的细致检查，这是保证飞机安全的第一要素。我们要求飞行员要有极高的水平，而不是靠降落伞。”他说过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古雪夫（1897-1962）
苏联总参谋部第十部部长、安东交接委员会苏方主席。我认识古雪夫上将是在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苏联10个师轮战的方面军要撤回了，他们走的时候决定把所有的设备都折价卖给中国。所以双方各成立委员会，管理交接事宜。中国的代表是刘亚楼，苏方代表是苏联总参谋部第十部的部长古雪夫上将。当时古雪夫上将没带翻译，我就陪他到各地视察。
我们和苏联谈判的过程中，我们有时要压价，有时要商量对策，这些东西我不能给他翻。因为我要保护我们的利益。所以他老问我，我都说这和他没关系，他非常生气。因为之前看话剧和京剧的时候，我都给他翻得很仔细，但是这里不给他翻了，所以他就生气地找刘亚楼告我的状。他说：“别的都很好，就是有一样，他对我不负责任，该翻的他不翻，不该翻的他翻得特别多。”后来刘亚楼就当他的面说：“该翻你就给他翻吧，你这样是不对的。”等他走了刘司令员又说：“你做得完全正确，就是不应该给他翻！”
特鲁法诺夫1900-1999
上将军衔，中国国防部首席顾问。我认识特鲁法诺夫上将也是1954年。那一年南京军区组织了一个集团军的登陆与抗登陆战役演习，特鲁法诺夫上将应邀参加。
演习总导演许世友对他很尊重，因为他当时是国防部的首席顾问。但他到了南京后处处挑剔，许世友为了照顾他，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他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