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海南之行给鲍克雷谢夫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也让我们终生难忘。
1991年，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还有幸见过他一面，他当时是老兵协会副主席。
斯留萨列夫
斯留萨列夫中将曾向刘司令员介绍了
苏联空军部队在朝作战的经验，并热情称赞
刘司令员创造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法
苏驻丹东地区防空军军长。
斯留萨列夫中将来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那时候他是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参加了武汉空战、南昌空战，还参加了轰炸日本驻台湾松山机场的战斗。由于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受过了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协会秘书长宋美龄的表扬。
第二次到中国来就是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此时他已经升为中将了。
他下面有三个防空作战师，在战争中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他们要撤走的时候，刘亚楼为了感谢他在丹东地区作战，把曾经安装在苏联防空军俱乐部里的台球都送给他们了。那些台球很贵重，是象牙制成的。作为交换条件，我们需要他们苏联军队在丹东地区的作战经验。按计划是刘亚楼作为代表和斯留萨列夫中将商谈这件事，但刘司令员临时有事去不了，我就临危受命顶替他去谈判了。因为之前我亲自抄写过这些作战经验，对情况很熟悉，刘司令员很信任我。虽然我有些惴惴不安，但是带着司令员的信任，我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把作战经验全部拿到手了，我很高兴，苏联方面也非常满意。
安东诺夫（1896-1962）
大将军衔，苏军总参谋长。1957年，我们军事代表团参观苏联期间，安东诺夫是苏方陪同人员，他全程陪同我们参观访问，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照顾，无论是食宿还是日常参观活动都是由他安排的。
在我的印象里，安东诺夫大将年轻有为，长相俊朗，对人彬彬有礼，非常有素质，与他接触让人备感心情舒畅。
科拉索夫斯基1897-1990
空军上将军衔，苏军莫宁空军指挥学院院长。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见面他是作为远东空军司令员来的，他是总负责人，到丹东指挥成立联合空军，简称“空联司”。
后来他的部队误伤了我们两名飞行员——刘玉堤和李文斌，他们把刘、李二人的飞机当成美国飞机给打下来了。事后他反复向我们道歉，刘亚楼也原谅了他。
1957年我们到苏联去，他已经当上了苏联空军莫宁指挥学院的院长，这个学院在莫斯科，是空军的最高学府，我们有许多将军也去那里学习过。那一年刘亚楼跟刘震一起去拜访他，我给当翻译。当时我们空军要成立自己的空军学院，就去请求他援助，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在他的帮助下，1958年我们建立了空军学院。
雷巴科夫
空军上将军衔，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我认识他是1954年，我参加大军事演习的过程中，他是演习当中的空军代表，他陪我们参观了整个演习，而且是坐直升机在空中看红蓝双方作战。他陪同我们在空中观看，还给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介绍这次投入多少空军部队，多少伞兵，多少机降兵，红蓝双方两个阵营是怎么对峙的，原子弹打出来以后怎么反辐射等等。我一直给他做翻译。
后来我还问他为什么叫“雷巴科夫”？俄语中“雷巴”的意思是渔夫。他笑笑说：“这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我们家很穷，我爸爸是渔夫，所以他给我起名叫雷巴科夫。”
德边科
上将军衔。1960年，德边科是远东军区的副司令员，到北京来和空军司令员谈判，实际上就是1955年陈赓大将谈判的后续。由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只要我当翻译，正在杭州搞条令的我就急急忙忙地被叫回北京了， “十一个首长的故事”就从这儿来的。
费德罗夫
费德罗夫原是防空军司令员，大将军衔。我们在1957年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赫鲁晓夫组织的克里姆林宫的大型宴会上见过他，只是一面之交，了解不是很深刻。他岁数比较大，由原先的白俄军官转过来的。这个人在二战当中战功显赫，所以提升为大将。
这个老将军真是能上能下。1991年我应民政部之邀到俄国谈合同。到达莫斯科后，我就想找当地和平基金会的食堂管理员谈判，因为我们这边的公司想和他们这个食堂合作建立一个饭店。找到这个食堂管理员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就是当年的费德罗夫大将。那时候他已经88岁，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见到我一点儿也不窘迫。
跟我谈的过程中，他说：“我们这个食堂被好多人相中了，好多人来谈，日本人和荷兰人来谈，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和他们合作，我特别愿意和中国人合作，所以你们来谈咱们可以签协议，咱们会合作得很好。”这让我特别感动。
而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个人心态太好了，他从一个赫赫有名、南征北战的老将军，变成今天的食堂管理员，不仅不感到窘然，还感到生活很安逸，还能谈笑风生。我真是很受教育。
实际上，当时他的生活很贫困。因为叶利钦当政以后，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他的退休金还不够养老钱，所以他还要自己赚点额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一个从前的大将，到了老年却还不能安度晚年，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叶戈洛夫
大将军衔，俄老战士协会主席。我是2005年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他的。作为老战士代表团的团长，他来中国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在一起谈得很高兴，我把自己出的书《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赠送给他。
他看到书以后非常高兴。因为中苏合作破裂后，苏联空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中国作战的这一段历史在宣传上被弱化了很多，很多省市的抗日纪念馆甚至把这段内容全部撤掉了。但是我们写《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这本书的时候，把苏联的战绩全部都写了。他们参与的南京战役、上海战役、南昌空战、武汉大空战等等都写了，而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包括苏联有多少飞行员参战，有多少人牺牲，战役具体的战果等等情况都介绍了。
叶戈洛夫大将说：“苏联现在已经解体了，这段历史谁也不提了，但是你们还记得，还写书来歌颂我们，我们很受感动。这证明中国人永远不会忘掉老朋友，中国人民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当时很感动。
2005年，俄国老战友协会主席叶戈洛夫大将来华参加庆祝抗战六十周年活动
左起：温家琦、孙维韬、叶戈洛夫大将
瓦列尼柯夫1924-2008
大将军衔，普京的军事顾问，俄人权委员会主席。
我跟瓦列尼柯夫有两次接触，第一次是电视接触。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大使馆新闻处和中国文化部共同组织了“中俄老战士荧屏见面会”，让两国的老战士通过电视荧屏叙旧畅谈。我们俩就通过这次会议开始相识。
第二次就是直接见面了，2007年中方派一个友好代表团“中俄友好积极分子代表团”，参加中俄联欢活动，我跟随代表团又到俄罗斯去了。这一次是瓦列尼柯夫接待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