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父亲孙祖文仙逝，天各一方的九姐弟聚会北京时留影，前排左起：孙维善、孙维民、孙育勤、孙维韬；后排左起：孙维建、孙维复、孙维政、孙维国、孙维吼
他入狱后我大姐就带着五个孩子生活。那时候他们最小的孩子刚刚出生，最大的孩子才13岁，大姐每月的工资是43块钱，境况非常艰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姐还是非常刚强。后来我跟大姐说：“大姐，我挣钱虽然不多，但我一定要赞助你，我每个月拿出15块钱给你。”那时候每月拿出15块钱不算少了，因为我只挣七十多块钱，给她15块钱对她是很大的帮助。就这样我给了大姐一点资助，帮助她渡过难关，她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
姐夫出事以前，我大姐是全国第一批“三八红旗手”，还曾作为优秀典型在整个沈阳军区巡回演讲。她是助产师，曾经救活过很多人，很多难产的产妇都被她救活了。但是后来因为姐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姐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单位不提拔她，也不让她入党，而且别人都把她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没人愿意接近她，她整个生活都一落千丈。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上把所有艰苦的活儿都派给她干，什么地方条件艰苦就派她去什么地方，派她参加辽原医疗队什么的，也完全不考虑她家里孩子多需要人照顾的实际困难。她上班的时候就只能把小点的孩子都捆到床上，下班回来再给孩子们做饭吃，真是非常艰难，但她还是渡过了这段困难时期。那时候，政治生命对一个人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大姐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很多人都劝大姐离婚，她考虑再三，为了孩子们的政治前途离了婚。
几年之后，大姐夫的案子终于得到平反，陷害他的人被抓了起来，他也被放回来了。此时，大姐念及旧情，又和他复了婚。可惜的是，他回到家没过几年舒服日子就去世了，真是非常令人遗憾。
大姐夫服刑期间，我大姐一直在医院当助产医生，因为她工作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她没有复员，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姐才复员转业到锦州某工厂工作。
现在大姐87岁了，在锦州生活，身体很健康。她还可以坐11个小时的飞机到澳大利亚去看我四弟，下了飞机能马上打麻将，非常了不起。自从她离开部队，丈夫去世之后，她就开始信佛了，因为她认为佛祖能保佑她。
1957年，大姐育勤和大姐夫刘兴汉携小儿嘉志摄于锦州
大姐一贯助人为乐，而且是做了好事从来不留姓名的人，所以她在单位中的形象非常好，和同事、邻居的关系都非常好，大家都对她非常尊重。她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儿子。现在孩子们都算是成家立业、事业有成了，而且都对她非常孝顺。她们家现在的条件很好，家人也都很和睦，大姐的晚年生活算得上平静安详。
我大哥叫孙维民。
大哥从小特别不爱学习，是我们家最调皮捣蛋、最不让父母省心的一个孩子。但是，我母亲的突然去世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之后，大哥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懂事又听话，而且开始发愤学习了。在国高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原先的最后一名变成了第一名。他回来告诉父亲说考了第一名，我父亲根本不相信，还以为他在骗人。父亲这样的反应也不奇怪，要知道，大哥原先学习差到连中学都没考上，是父亲拿着200个鸡蛋去找老师求情，才让他入学的。现在竟然可以考全班第一名，他的转变真是太大了，这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惊讶。
我家兄弟姐妹多，血脉相亲情意长
1965年，维民大哥与陈孀大嫂合影
大哥虽然学习不好，但却有着很突出的过人之处。他在运动方面天赋异禀，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运动方面的全才。他特别喜欢运动，滑冰、游泳、踢足球、打乒乓球这些项目他样样都很拿手。在当铁道兵期间他还是乒乓球冠军，还曾经和中国代表队在一起打过球。
1948年是他带着我离开长春到达解放区的。我们在北京中转逗留的时候，是通过大哥在长春大学北京办事处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才拿到了路条，得以继续顺利通行。逃难以前，大哥是长春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年级的学生。全国解放以后，大哥又回到东北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铁道兵。他的专业是土木建筑，修桥梁的，当时铁道兵特别需要他这种人才。
他成为铁道兵以后就是营级干部，在部队上一直都很能干，深得器重。后来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的时候他主要负责排除定时炸弹，抢修被敌人炸毁的铁路等工程。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回国之后在某师工作。
20世纪80年代，大哥得了前列腺癌，但一开始被医院误诊为尿道炎，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等到病重入院，癌细胞已转移到淋巴了，抢救也无力回天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62岁，那是1988年。他是我们家九个成年的兄弟姊妹中唯一去世的人。
我二哥叫孙维善，曾经是空军的俄文翻译。原来和我一起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学习，他提前毕业，被分配到空军长春二航校当翻译。工作期间，他得肺结核住医院，刘亚楼司令员亲自批准的给他用药治病，把当时非常昂贵的青霉素、链霉素都给他用上了，一共打了一百多针抗生素，终于把他救活了。但这之后他就没办法在军队继续工作了，被转业到了地方，在文化部给茅盾做翻译。
1942年，维善二哥（左）于长春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学习时与同班好友张国财合影
后来二哥成了有名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很多俄罗斯的戏剧，有《舰队的毁灭》、《他的朋友们》、《列宁的故事》等。他的日文也很好，在伪满哈尔滨学院学的日文，后来还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去讲学。回国以后翻译了日文版《海霞》，还翻译了很多日文的戏剧。现在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理事，也是作家协会的会员。
二哥今年83岁了，心脏不太好，做过“搭桥”手术，一般都在家里休息，别的情况都很不错。
我四弟也是军人，叫孙维政。他高中时自愿参军，作为解放广州的一员加入了中南军区。参军之后在部队担任报务员。后来因病转业到地方法院当陪审员。后又调入四航局科研院做党委书记，搞政治工作。我们家唯一一个搞政治工作就是他。
1999年元月，参加校友会留影，维善（右）、维韬（左）
退休后他又被返聘为院长助理。他只有一个女儿，女婿是香港人，女儿女婿在澳大利亚定居已经20年了。他和老伴退休后也随女儿在澳大利亚定居，到现在也有10年了。他们住在悉尼的房子非常漂亮，他的晚年生活很幸福。
1998年在悉尼我和老伴与在此定居的胞弟维政（右二）及其女儿小玫（右一）合影
五弟叫孙维国，1948年父亲带着他和几个小弟弟从长春逃难到了广州。之后他就在广州上中学，15岁时也投笔从戎，到新疆军区服役。
五弟一直非常聪明，学什么会什么，在广州上学时广东话说得非常好，简直和广东人没什么两样。后来他从新疆军区转业，被分配到广州日用化工厂当厂长。她的女儿、儿子都在美国定居，后来他也随女儿到美国定居，现在住在纽约曼哈顿区。“911事件”的时候，因为他家距离事发地点很近，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我去美国看望他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起过这段见闻。他比我小四岁，属猪的，今年76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