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高跷也不容易，要掌握平衡很难。其实不管什么要练好了都不容易，自己当然得下工夫，可有时候还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扔草帽，在美国练还得到中国来买，美国没有。
我家的人全能上节目，现在我在美国的侄子快四十了，都还抢着练。我们演杂技跟干活不一样，干活的话干多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干；但杂技要不让人练，人家倒不愿意了。因为演杂技的人都惦记在观众多的时候露露脸，叫人家看一看，把平常不敢做的，或者没有把握的动作，一高兴演出来了，演好了，观众挺欢迎，那才叫美，才高兴。
我妹妹她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十个动作只敢做八个，另外那两个不敢。可她只要跟我出去，十个动作她都敢做。没准做完了，还没觉得有多么紧张。演杂技就是这样，别太紧张了，可是得胆大心细。
其实家里人都比我练得多，比如我妹妹，早上回来还要再踢几次。她老怕把技巧丢了，神经都老绷着。有时候晚上回来都快十一点了，早晨还得五点钟起来。赶在六点钟之前练完，六点半吃完东西赶紧去上班。我们练杂技要往心里去，但又不能太往心里去。
女孩练软功的比较多。像“滚灯”也属于软功，要求演员腰软。中国的杂技女皇——夏菊花，也是以软功出名的。夏菊花在杂技圈里面比较有名，当时一提起杂技就会想起她，因为她创造了在板凳上单立顶。可她也没干成多少年。她是安徽千山人，十几岁去了朝鲜，回来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被别人打断了肋骨。
有些杂技有窍门，比如滚灯，演员脚心的灯最容易倒，可怎么能让它不倒呢？就把她这个鞋底上缝一个东西，等于在灯底下安一个插销。往上一插，它就不倒了，一拿就出来。要没有这插销，就这么搁着的话，就容易倒了。这些有窍门，可我们脑袋上不能有窍门。人家说过去解放前，有人顶铁锅在脑袋上勒一个布条，那时候可以，现在勒什么都不行。
出门不容易
我们出去找杂技团还算比较好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两个到三个节目。比如爬竿需要八个人，缺一个我就可以上去凑数，上去做两个简单的动作，夹包、坐垫什么的。再比如狮子舞缺个耍狮子的就让我去，我都行。天津杂技团三百多人，中国杂技团四百多人，他们几百个人演两个小时节目，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可一个小团就不容易了，连领导、大师傅、卖票的、管服装的、洗服装的，也就三四十个人。这样一个小团也要演两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演员不是每样都会一些的话，就不好混饭吃。所以我除了“练叉”外，还练过“晃梯子”。
好多节目都是我自己偷偷练的，比方说领导安排我练二胡，我要再练别的话肯定不行。所以人家睡招待所，我就睡后台。等到晚上大家都走了，我把门一关，大幕一拉，开一个照明灯，就开始练功。等练到四点多钟，大家该起来了、要练了，我就去休息，跟其他人错开时间。我偷着练是因为其他人都是正式员工，我是合同工。我就定三个月、半年的，干完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这样，没有固定的工作。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和杂技团签协议。一般是签3个月或半年，时间到了我又换另一家。就是到处跑，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想固定也不可能，老板不需要。
演了一辈子了，印象最深的是给小学生表演杂技。从东单往北一直到和平里，一路经过的北京的全部学校都要去表演。
我们去学校演，每天都演，一下午演两个学校。当时是1980年，我们一个人的月工资是四十块钱。如果是给小学生演，要先变一个魔术，这样效果最好。之后再耍点杂技，故意出个小丑，接着俩人互相吹牛：“我可以顶人。”“我不信，那你就来顶着。”
还有一个人拿水往另一个人身上一倒，“我倒你怎么没事？”“你倒我没事，我这里头有三层，全倒我裤兜子里了。”就是这些滑稽小品，还有哑剧。这小学生也爱看，学校都排队等着我们演。
到最后天冷了不能演了，就到少年宫，那有暖气。孩子们列队坐好我们就开练，小朋友看了都挺高兴。我看着孩子们的笑脸，心里更是觉得无比快乐，那种喜悦的感觉我一直记着。
要演这些节目，只要我们家人就足够了，不用外头的人。后来在民族宫、友谊宾馆也演。友谊宾馆里有五个厅轮班演，后来老师傅都说吃不消了。那时候演出完有一顿西餐，可是我们吃不完，那会儿也没有塑料袋，不方便打包。
2010年春节，我在北京市大兴区给驻华使节家属表演“火叉”
从陕西到安徽
和别的职业不一样，我们演杂技的都是东南西北四处闯荡。我跟着各种各样的杂技团四处演出，都快把中国走遍了。
我基本上把中国的杂技团都跟遍了，每个团里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北京的团体很不好混，所以只有往外走。我1961年就去陕西了，到那我跟我哥就彻底分开了，出门完全得靠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演出，临走的时候，父母也没有特意嘱咐什么。在我们家，离开和回来都被当作很平常的事。我出门前跟父母打声招呼就走了，不像电视里演的还要追火车什么的，我家就没那么伤感。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到陕西正下雪，比北京还冷。那是一个河南的团，叫南方杂技团，离邯郸不远。他们正在延安演出，快过年了要增加表演节目，可是自己的演员不够，就得从北京找演员。本来团里找的是我哥，我哥都答应要去了的，但是后来收到电报要他马上去江苏，我哥分不开身，于是我就替我哥去陕西了。父母没说什么，倒是我哥临行前那一夜哭得不得了，因为他要一个人去江苏了。江苏的冬天也很冷，我哥带了很多过冬的衣物，棉裤、棉鞋、大衣、褥子都带上了。江苏的杂技团挺正规，一个地区有四个，互相能串演，我哥就跟着团四处表演。
陕西那边人少，观众不多，一般演一个星期就该换地方了。在陕西杂技团，一共有三拨人：有一个遵义杂技团姓彭的人，他准备了三个节目——车技、木砖倒立、软功；一个姓李的老头，他是演魔术的；我们从北京去陕西的有五个人，共计七八个节目。
这个变魔术的老头是“管家”，他把我们看得紧紧的，不让我们乱花钱。吃饭是由他给我们买盒饭，但我吃一盒吃不饱，没办法，那老头抠门得很。到西安以后，我看见猪蹄就特别馋，因为好久没吃过荤了，就自作主张买了个猪蹄吃。老头知道后很生气：“谁让你买猪蹄了，钱呢？”“还有三块多。”“拿来！”就这样，一点好东西也吃不上。
当时我也就十七岁，年龄不大，离开父母也算是一次人生历练。到一个地方就得入乡随俗，就得学习当地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常识。比如到陕西后，当地人很热情，一进门就给我们点木炭烤火。烤火倒是暖和了，但是不能烤太长时间，而且要注意通风，要不然就煤气中毒了。再比如，陕西人爱吃羊肉，但羊肉不便宜。如果在街上看见一块钱一只的羊，那就要长个心眼了，因为这很可能是得传染病病死的羊。如果贪便宜买来吃的话，那是要吃出问题来的。
在陕西的时候，刚好学校放假了，于是我们就在学校里住。因为我们人多，不可能住旅店，住在学校大教室里倒也很不错。在陕西的时候，我们一般在礼堂、剧场卖票演出。我演火叉、单叉还有口技。坛子当时我没有表演，因为那有一个香河的练坛子的，比我练得好，而且人家的道具也比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