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里头好翻跟头，武术里头好用腿，杂技里的好倒立，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要练腿、练腰，刚开始肯定是很疼的。慢慢地抻，把筋拉开。有的人筋骨先天软，那就容易点，有的人先天就硬，那就要遭点罪了。女孩子一长大了腰就变硬，得甩开，上腰下腰都得练。要是这个不懂，硬掰的话，能把腰掰折了。我是比较硬的，我练什么都硬。
我们练习坛子，我父亲说我比他练得好看。因为顶坛子的没有太大的个子的，有一个姓周的朋友，也是顶坛子的。他比我小十二岁，他个子矮，顶坛子就好看。大个子顶反而不好。
小时候练功是父亲亲自教，但关键的地方还要靠自己去摸索。干我们这行的，有它独特的一方面，要不怎么人家都说“愿送你十吊钱，不送你一句言”呢。如果没人教，也许要花三个月六个月才能懂，但人家要是点拨一下，可能花一天两天就明白了。有时候这一句话能让人茅塞顿开，所以人家不会一开始就说，等你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再说。
我父亲对别人挺开明，这是我从小的感觉。因为我叔叔结婚早，所以他家的孩子比我们都大。我叔叔的孩子到北京来做临时工的时候，头一个星期就买了一个口琴。我父亲的态度就是：“你买也可以，吹也可以。”可是我叔叔的孩子是三分钟的热气，学什么也坚持不下来。
对别人开明，对我们可不一样。父亲对待我们都很严格，看不惯我们无所事事的样子。比如说哪天我们闲了，父亲就说：“这两天你们怎么没有事做？丰台那有活儿干，你们去吧。到办事处登个记做临时工。”所以我就去登记，去了以后人家问：“你会烧锅炉吗？”我说我不会。“你不会烧锅炉，你会瓦工吗？”“瓦工我会。”办公人员就给我开一个条，让我到宣武门去登记。工资是一块三毛钱一天，其他什么也没有，还得买三块五的汽车月票，从平安里坐31路汽车到清华大学旁边。干够十五天给报月票，干不够十五天月票自负。我干了九天，不想干了，因为瓦工太累，得从大清早干到晚上。从那起我就干杂技团，有时一天演一回，有时候演两回。
兄妹齐练功
我们小的时候，兄妹三个每天都练功。也有外人追着我们练，我们有时候也追人家去，我们通常在北边练。一天早晨，有人大老远来看我们，我们问他：“您从哪儿来？”“在大兴听说您这有人练，来看看。”就这样，互教互学。
兄妹三个在一起练功，因为都是孩子，有时候也有矛盾。我们经常打赌玩，我说我今天先练下来，我要练不下来我就不吃饭。为什么呢？分开练的话，观众不知道毛病在谁身上，但如果对练就很容易看出问题了，如果我们配合不默契的话，差0.1秒就撞上了。
我们兄妹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各练各的，到最后合一下。合一下就是说俩人对踢，杂技就得每天演，不演都得要练。不可能说光练一个动作，还要捎带把别的动作带出来。比方说“抱月”，每天都得抱一抱，右手抱三分钟，左手得抱五分钟。
我和妹妹们比我哥走的弯路多，我哥他就练钻圈。他的体型没变，身材瘦小，只练钻圈不走弯路。我们去练钻圈，一开始钻还可以，慢慢长大了，再钻圈就不行了。这样只好又出主意，说咱们练车子吧，又把车子买来练车子。
练车子得要有场地，找个篮球场，天不亮就去练。那个场地不方便，每天修车也不方便。人家正常是用两条腿两只手骑车，我们要用一只手或者不用手，侧着骑，倒着骑，练习的时候车就容易倒，经常出现车条断了、轮胎爆了的情况，天天练天天修，所以后来就不学这个了。
车子也不练了，那就开始顶坛子。油盐店卖臭豆腐的坛子，四毛钱一个。买回来把里头刷干净了，开始练顶坛子。坛子不好顶，因为它是粗陶，上头净是粗糙的沙子粒，头挫一会儿就流血了。练叉可以右手、左手轮换着练，练坛子就只能用头顶，不可能练着练着歪到旁边去。练的时候在地上铺好多锯末，坛子掉在地下不容易碎。有一次因为天冷，坛子掉下来滚远了，碰到硬地面哗啦一声碎了，我们心疼也没办法，只能再花四毛钱买一个。就这样练，可一年下来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长进。现在看来主要是这个道具不科学、不正规。这坛子本身就重，一般的在八九斤，十来斤的太重了。练功专用的坛子是找师傅帮着做的，做的比买的更合适练功。如果是买的，很难买到那种缸上带喜字的兰花瓷的，就算好不容易买到一个，打掉了也不好找。
有一次我看中国杂技团表演，坛子掉了但是没碎，才知道他们练的都是金属的，不是瓷的。那个金属坛子刷上漆经过处理以后，看起来就跟陶的一样。后来我也做了一个铁的，做得还可以，挺像的。换了铁坛子之后才把顶坛子这功夫练出来，不然要练出来不知道得走多少弯路。后来我平常练的时候用铜的或铁的，表演的时候用瓷的。而现在表演顶坛子的不是瓷的了，他们的坛子是用玻璃钢做的。我侄子给我买了一个，上头重，底下轻，不好用。我还对我侄子说：“你不要指望着我了，我这么大岁数了能练几下算几下，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了。”
再说我妹妹练独轮车，这个在院子里就能练得开。从暑假开始练，练到来年差不多就能演出了。后来就是一主一次，练叉是主要的，练高车踢碗是次要的，这样会两种技艺找工作比较好找一些。如果说只会一个节目，万一杂技团有这个节目，就不好找工作了。
我们当时也年轻，我是练叉、练坛子，附带着还演个口技。我这大妹妹就练叉、高车，这样到哪儿找工作都比较好找。因为演叉这个节目，本身就是男演员多，何况他还可以演高车踢碗。高车踢碗这个节目，是1959年的时候从南京杂技团传过来的，是团长的徒弟创新出来的节目。
总结起来，练杂技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到台上，温度恰好不冷不热，效果就不错。如果特别热，容易出汗，有时候就不见得演得那么完美。有可能在台下练十次一百次都不掉，上台就掉了，这就砸场子了。
那时候有种表演形式叫做“走会”，实际上就跟农村的社火一样，就是逢年过节在马路上演。我们在前头耍叉，后头还有五虎棍，五虎少林。他们耍刀、耍枪、耍三节棍、耍狮子、走高跷、扭秧歌、跑旱船……什么都有。像抗美援朝的时候走会，我们就从地安门开始走，经过景山西街一直走到文化宫，大家就在马路上表演，整个交通就阻断了。不过这样的表演在抗美援朝、公私合营的时候可以，往后就不行了。因为后来人多、车多，会阻断交通，得经过市委批，一般很难批，也很麻烦，所以就算了。
我们练是私人练，后来准备加入团体。庙会到1956年以后就取消了，都改成了市场。改成市场以后客人也少了，庙会就散了，大家都想加入团体。为什么呢？因为杂技团是给发工资的，比如总政杂技团、中国杂技团、北京杂技团，后来各个部又成立杂技团，大家都想削尖了脑袋往里头钻，都想干个正式的工作，拿工资。
我哥哥就到了地质部杂技团。那是1961年，粮食紧张时期刚过。周总理说：“百花齐放不能光在北京，就得把北京这些团体移到外地去。”像乌鲁木齐的杂技团、兰州的杂技团，遵义的、贵阳的、昆明的杂技团都是北京去的人组织的。后来我哥哥他们地质部的团，就是在黑龙江大庆那。他们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演杂技都是露天演出，东北的冬天又长，到真正冷的时候，风大、雪大，就没有客人了。我哥在那待了一年多，就去了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