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说说我们的道具。叉的尺寸跟人的高度一样，俗称叫“齐眉棍”。大人练坏了的，把坏的一段锯掉给小孩练。如果要直接买一根新的锯了给小孩练太心疼，长的小孩又不好弄。而且这个叉的底下比上头要粗一些，形成老鼠尾巴形。因为这样的形状，练的时候它自动就往后拐，要是两头一样粗，就不拐弯了。现在有人改革，说改用不锈钢的钢管练，其实那是练不成的。因为不锈钢的竿子拐不过来。
这叉现在还有卖的，珠市口那就有，但卖的不好用。一般我们都是自己做，只有两根棍是去年买的，一百块钱买两根。当时我还带着烟酒、带着肉到卖家那请他们吃喝。人家也不好意思了，就说给一百块钱，算是木头钱。做叉的木头确实不好弄，都得是干透了的，不干就变形。有好多学员一来，看见这挂着一根松木的棍，就跟我说：“师傅，我跟你学。”我说：“学可以，可是要饭还得有个碗呢，你给自己找根棍来做。”因为没有道具就没法练，我自己的叉又舍不得给初学者练，怕被摔坏了。
广场推沙子
初中毕业以后，我去十三陵农场待了一年。那是1961年，1962年我便离开了十三陵农场。我在农场的工作时剪树枝打药，一天只有几毛钱。后来我去广场推过沙子，去挖过农田，再后来，我就开始演杂技了。
我在人民大会堂那儿推沙子。我推起来特别费劲，风很大，独轮车又不好推，一推就容易翻。
工地条件很差，连工饭都不提供。都是我们自己从家带窝头，干活的时候把窝头系在腰带上，中午休息了就躲到天安门前能挡风的石狮子后面。如果中午气温不是很低的话，窝头还是能咬得动的，要是气温很低，窝头就冻得跟石头似的，咬也咬不动。
可那阵也没别的吃，比如说三十斤口粮，光玉米面就占了百分之五六十，白面、大米几乎没有。吃完窝头休息一会，又推车子干活去了，那劲头足得跟现在的志愿者一样。
干活的有初中的、高中的，甚至还有大学毕业的。那会儿找工作不好找，有的人成分不好，比如地主家或富农家的孩子就找不到工作；有的家长是中统、军统、国民党，这样的孩子更找不到工作。我们家算小地主，当时能有个工作还是非常难得的。
那时候不论是谁、什么学历，都是一样的活儿一样地干，拿石灰把地划清楚了，各干各的。大家也都任劳任怨地干，干完了以后还得把工具带回家去，因为放工地上没有人保管，丢了自己还得赔。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很辛苦，不过大家也不埋怨。
1962年以后我们就搞自由单干了。比方说有人要找人演出，我们就去，到那赶庙会。那时候就开始跟着我哥哥出去表演了，如果表演得好就有人上门来请。不过那会儿演出都跟作贼似的，不能到处宣扬，只能背地里演。从解放一直到现在，城管管的头一个就是街头卖艺的。因为一是有的人借街头表演的热闹就偷东西了，二是街头表演得群情激昂，容易引起斗殴。从出发点来说，城管管街头卖艺的也对，可是美国提倡街头表演，因为这能活跃街道氛围。
从1962年开始，我就到各地开始演出、表演，也会到京南、京东赶庙会。从1962年到1969年间，我去了延安、德州，就跟南北漂的一样，哪儿都敢去。但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因为到哪都是临时工，能演则演，没人雇佣了，随时得走。
漂了很多年，也挺受罪的。在外面待遇低，演得多，报酬少，基本上挣了点钱也贡献给铁路部门了。那时候到哪去表演都只是几十块钱的工资，而且到后来统购统销后，我挣了钱还跟做贼似的，得先去买粮票。要是买不着粮票，还得买米，买了米先换成粮票，再换成饭票。我每天就是在街上等着人家跟我换饭票，人家看见我，一眼就知道我是杂技团的。
学习劲头足
我们那儿周围几个县的人都知道我。我到场院去晒稻子，提前把稻子都铺好，然后躲在拐弯的地方练坛子，因为没人看得到。要不练手就生，练杂技都是巧劲，没有拙劲。如果动作笨拙的话，观众就不买账了。
我练功是很有毅力的，白天就算睡着了，梦里都在练。我是天天心里想着它呢。有一天，我在清河上班，有个人说：“老乌，你会练这个啊？”
“嗯。”
“我们那儿有练的。”
我说：“你住哪啊？”
“我住三路居。”
我说：“三路居在哪啊？”
“广安门过铁道往南。”
“行了，今天晚上我就去。”
回来我打了个电话，叫上在邮局工作的一个徒弟，还有教书的一个徒弟，我们晚上就骑自行车从家出发奔广安门去了。到了广安门又往南，刚离开广安门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把我们都浇成了落汤鸡。我们在仓库里边等了会儿，又骑车子走。那边没有灯，都是大菜棚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我问：“这儿姓什么的人多？”
“我们这儿姓姜的多。”
“练叉吗？”
“练。”
可外头下雨了怎么办呢？好在他们农村的房子大，可以对着大柜开练。
我们经常晚上骑车去别的地方练。有一次骑到高碑店，到那儿一看，不是演出而是排练，所以又骑车回来了，这来回有六十里路。去天津也是这样去的，骑车来回。其实我们就是想看看人家，和自己对比一下，知道人家有什么拿手的活。2009年还到东坝去了一趟，到了东坝却找不着具体的地方。我们就让骑摩托的帮我们找，找到地方给他十块钱。最后找着人一瞧，原来我们都是认识的。
有时候我们想学习，可人家不好意思教我们。1987年的时候，我们到龙潭湖参加第一届“龙潭花会展览”，在那我们拿了一等奖。到第二届龙潭花会展，我们又是一等奖，第三届还拿一等奖。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向别人请教，别人就不好意思教，但我们是真心地请教。
我们演杂技的不像足球比赛，足球有规则，比如踩人就不行。我们表演杂技是听见锣鼓一打就热血沸腾，兴奋起来，平常不敢做的动作都敢做了。有人就怕我们兴奋，可本来杂技就是娱乐，他们不懂，就批评了我，我就当没听见或者当人家夸我呢。花会展有好多记者，见我都说：“去年您来了啊？去年‘火叉’演得真精彩。”我一听人家说我练得好，就再给人家练两下。组织展览的人不干，他认为我们应该听他的，可是我觉得规矩那么多就没有广场演出的气氛了。
因为很爱练习很爱表演，我连坛子都顶破过一个。那是2009年的7月1号，我们在部队演出。有个北京人，叫老蒋，他跟我说：“多演会吧。”我就演了，结果演太多，把坛子给顶破了。虽然后来把它粘上了，但是粘上也用不了了。这坛子是在景德镇订的，瓷器做的。团长对我说：“你回去把这坛子保留起来吧。”
顶坛子这个节目，在杂技里是需要技术的，所以我练得就比较频繁。一下一下砸，砸完了再压，压完了再砸。练坛子得讲究力量的配合，这可不容易。因为坛子离眼睛的距离太近了，只能凭直觉扔，弄不好就摔了。有的人被坛子一砸就吃不消。有一个徒弟原来跟我学过，学了没几天就不学了。问题在于：他一被砸脸就黑了，毛细血管全都破了。医生告诉他，他不适合练这个。我就劝他还是别练了，这跟身体素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