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待了半年我都没回家，其实也挺想家的。我有一次出门吃到了粽子，是黄米的，觉得特别好吃，还跟北京的不一样。所以回北京的时候，就带了很多黄米，准备带回家做粽子。除了黄米，我还带着被子、褥子、大衣，还拿着叉，累得我都快走不动了。
回北京以后，父母也没有特意提到家里的变化，只问我功夫练得怎么样。他们就关心杂技方面的问题。我走的这半年，家里面就靠他们自己了。在农村的时候，虽然我父亲眼睛有先天性近视，但他得自己去找柴火，因为没有一把干柴火就没法点着灶，那就做不了饭了。除了找柴火，还有洗米、生火、炒菜、挑水，都是我父母自己干。
当时家里面的人也跟走马灯似的，这个走，那个回来，不过父母好像都习惯了。就连过春节，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也是在外头过的。人家过春节都是从外头往家跑，我们是从家往外跑。多少年都是这样，越到春节越忙。人家三十晚上连觉都不睡，要熬夜守岁，可我们顶多看一会儿电视就该睡觉了，因为第二天早晨还得打比赛去。
从陕西回来，到再去山东，其间在北京也就待了半年。这半年就是在准备道具，练功。一开始在准备叉子，后来又准备坛子。坛子最初是瓷缸的，后来又做了铁的。这些工具都请人家做，先过火烧，锤、炼，如果铁氧化了，又得重做第二个。
半年之后，我又去了德州杂技团。那是1962年的时候，有人到北京找演员。我家邻居老李在中国杂技团演魔术，地方团的人经常到他那买演出道具，所以他接触的人多，各方面的信息也灵通。地方团常常有人到北京来找演员，把他们的需求报出来，通过老李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的传达，地方团很快就能找到演员，而像我们这样的北京演员也很快能找到事做，这也算双赢。
找演员的专业术语叫“买场”，就是买这个节目和演员。我们这些被“买”的演员就相当于踢足球的外援一样，钱是直接给我们，一月一发。
我去找德州杂技团的时候，它不在山东演出，而在内蒙河北交界的叫围场、隆化的地方演出。由于当时通讯设施很落后，这个消息还是我哥通过在江苏的朋友转告给我的。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动身到承德去找他们，找了有一个星期才找到。
从陕西到安徽
当时正好十一月份，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他们的计划是往北去，没想到北边下了大雪了，就没法演出了，于是他们就往南了。我们带着我的妹妹从北京出发到承德，一路辛苦，还好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了，要不然更是折腾。寄存好行李之后，我们又坐长途汽车去了隆化。因为是十几天前接到的信，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马戏团在什么地方，所以在长途汽车上跟周围的人打听：“有一个山东的马戏团，是不是在隆化演出？”售票员跟我们说：“你下车吧，别去隆化了。昨天我们车跑平泉，发现他们在平泉呢。”我们又下了车回到承德，拿了行李坐晚班的火车到平泉。到了平泉一问人，人家说：“上星期在平泉，现在他们又往南去了。”当时天气也冷，条件很艰苦。我们住的是大车店，就是赶马车的住的地方，而且是大通铺。吃的是蒸豆包，都是出门之前自己在家蒸的。可是当时蒸的豆包都馊了，长毛了，不能吃了。
到了平泉南边一个叫宽城的地方，交通已经很不方便，全是山路，而且车又少，每天只有一班车，但我们还要再转车去青龙县。到青龙县的时候，身上的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还好这个团正在青龙县演出，我们终于找到了，要不然身上没钱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找到这个团以后觉得还算不错，杂技团里的人都是一大家子进去的。我们就跟着团在青龙、迁安、迁西等地演出，后来又去了唐山，等演完了也快到春节了。
过了春节到了天津，从天津演到保定，再演到邯郸。我记得在邯郸还出了一个事故，这事故不是演出引起的，是装台引起的。
那时候表演的设施都是我们自己装，我被安排去挂幕布。当时年轻人多，分几个组工作，大家都比赛谁干活干得快。我上梯子挂幕布的时候，因为贪快就没留意，没发现梯子是年久失修的。上到第十层的时候，梯子断了，我摔下来把胳膊摔坏了。可当时在山区也没法看病，过了几天到石家庄才去了医院。医生说我的骨头错位了，得好好休息才能恢复。一个多月后，领导考虑到我在他那只能休息没法表演，就有点想打发我走的意思。他问我：“你是不是要回家休息？”当时我年纪也轻，懒得和他争辩，不想跟他废话。就这样，我离开了德州杂技团回北京了，在德州杂技团也就半年时间，不是很长。
回北京等于是回来养伤，也只待了半年。我父亲是不会让我在家待着的，他觉得年轻人不能在家坐吃山空，应该出去挣钱。所以半年后，也就是1965年，我去了安徽。当时，也是安徽的一个团体到江苏去找演员，我哥那会儿在江苏，他得到消息以后又通知我们。安徽这个杂技团本身的演员不够，缺单人节目和传统节目。
我们到安徽时，淮北杂技团正好在安庆演出。我们就坐火车到了芜湖，再从芜湖等着坐船过去。在芜湖一看长江上大雾弥漫，我才知道长江上一起雾，船就不能走，两天以后我们才到安庆。
到安庆跟着淮北杂技团演，还挺受欢迎。因为沿江的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鱼米之乡比较富裕。我在淮北杂技团待的时间也不长，不到半年。
这个团是三大家子组成的，练武术的一家，练马戏的一家，练倒立的一家。三家互相争斗，有时还搞恶性竞争。我不喜欢这样的氛围，而且那个团里头有一个刚结婚的小伙子也是表演飞叉的，他老婆是个外行。有一天，他老婆来找我们说：“你们俩比我爱人的技术好，那我们就受排挤了。”我说：“这没关系，我们还有别的节目呢。”后来她又给我们指路，说：“我跟你这么说，芜湖有一个魔术团在演杂技，以魔术为主，如果你要想去的话我可以推荐你过去。”芜湖有福特汽车厂、造船厂，我们觉得那个城市也不错，要去也可以。再后来我觉得她总来找我们说这个事挺烦人的，所以我们就离开淮北杂技团到芜湖去了。
在淮北杂技团的时候，恰逢“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演的不是纯杂技，领导指示表演得有一个故事情节，所以我们有时就像在演话剧一样。
杂技团每到一处就会来很多的老百姓，老百姓都爱看年轻的姑娘表演。如果年轻演员多，演出的票就好卖。可淮北杂技团一共才三个女的，有一个是结婚有小孩的，剩下两个不会演出。如果票卖不动，效益就不好。
另外，我们演员演完了以后要送客，要扶老携幼，把观众送到大门外，甚至于送到路口，送到车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不是压腿、练功，而是一人拿一把笤帚，帮着把街道卫生都打扫一遍。等打扫完了，练完功、吃完早饭了以后又把剧场的粪桶、尿桶抬到农村去，帮着春耕生产、浇肥、抬肥。我一开始还能干点，抬多了挑多了就不行了。北方人的肩膀没工夫，挑一天下来，胳膊肘摸都不能摸。我们是以演出为主的，干完活儿以后再演出，胳膊有时候都不听话了。而且这情况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干活的时间比演出的时间长多了。我觉得，这个团怎么这么“左”啊？再加上团里的恶性竞争，于是我就离开淮北杂技团了。
从陕西到安徽
我从淮北杂技团离开后就到南京，再从南京到镇江，从镇江到苏南，到了苏南我又进了芜湖杂技团。芜湖杂技团都是一小家一小家组成的，只有车技是集体节目，剩下的全是个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