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肩膀上的疤就是挑担子磨的。挑二百斤给我十分工，有时候真的累得胳膊也歪了，腿也疼，因为我老跟他们较劲。可是当时在队里挣的工分我多不了，按理应该是我干的多给我工分也多。可他们不会给我多的，比方说我家养猪了，另一家也养猪了，我们要把猪粪挑到队里头称去。人家是赶着下雨天挑粪，因为三十斤能变五十斤，人家记五分工。我是出太阳交去，一称十八斤，我就只能记上两分。他们小农意识特别浓厚，花点子多得不得了。当时给公家割稻子大家都在一块割，大人就这么教小孩：给公家的要一粒一穗地捡，一把一把的要给自己家留着。所以那些人家的粮食总够吃，我家粮食总是不够吃。
虽说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不过和别人相比我们有长处。像我父亲能看病，我哥也能看病，我也跟着就学推拿按摩，后来学接骨，看病看到雨季。有一天早晨，天没亮，也就四五点钟，就有人来敲门，我们问：“什么事？”外面的人说：“山洪下来了，公社那边的那个大队房塌了。家里四口人，男的腿给砸坏了，女的是锁骨砸断了，小孩砸死了，赶紧去吧，公社书记都在那了。”
那天正下着雨，我跟我父亲去了。去了以后一看，房子塌了。男的伤得很重，整只脚都变形了。虽然我看过不少伤员，看见脚尖冲后头的还是头一次。父亲比我们要有经验，伤员疼得直叫，我父亲就对我们哥俩说：“你们到县里去买麻药，没有麻药我们不能摸，不能动。”我们就到公社开证明，到县里面去拿了三针麻醉药。
第二天回来，打了针，把他腰腿固定了，然后给腿做牵引。因为他大腿脱臼了，得把脚拧过来做牵引。有一个人抓住他的腰部，可他疼得一动弹，第二针又浪费了。最后一针就留着下午再打，怕又浪费了。下午麻醉针打好了以后，拿小板凳顶好了做牵引，一下子骨头就正过来了。可是还是走不了路，因为软组织韧带全肿着。吃吃药，休息了一个礼拜他才能走路。
锁骨断了的伤员也还好办，就找绳子打上一个圈，套在胳膊上，然后拿手绢一系。等于把人膀子拉开了，拿膏药往伤处一贴固定，大概十天就好了。她年纪轻，才二十多岁，所以恢复得也快。
从这事以后，我们可以在这公社看病了，缺什么药可以到卫生站去拿，卫生站的医生我们交道打多了也熟了。我们会看病，方便了很多人，什么腰疼的，腿疼的，跌打损伤的都能给看，甚至于刀伤我们也能看。上海下放的和当地下放的，为了争地盘，打架动刀子受伤的事常有。两边各有理由，但我们不管理由，不问谁对谁错，只管看病。这样能挣一些钱，能够补充家里的油盐钱，这就最好了。
除了能看病，我们还能演杂技。我们是四月份下放的，农村都过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安徽农村不叫演杂技，他们那管我们叫“玩把戏的”，说：“你们玩把戏的，待会儿给我们玩几场。”我说：“等五月节，在我们队里头我给你们演一场。”农村虽然没有电话，可都是口口相传，比电话还快。比如一个人知道了，看见有人在不远处干活，就过去说：“我跟你说啊，梧桐山下放的北京佬，五月节玩把戏。”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出去了。
我父亲在公社街上做了一条中式抿裆裤子，脚上扎腿带。由于我父亲又高又胖，九尺布做了一条裤子还没有裤腰，裁缝说他做了一辈子衣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裤子。我父亲是标准的蒙古人身材，他说话很幽默，很招人喜爱，外队的人到我们队干活，都到我家来要水喝和休息。
五月节那天我还记得，特别的热。我就拿道具准备准备，给大家演了一场。演完了，我们队长恼怒了，说：“我刚种下的白薯全让他们给踩坏了。”我说：“那没办法，都是你帮我请来的。”大家说还没看够，可既然不能在地里演了，我就去大队给大家演，大家又追随我到大队看去了。
下放梧桐山
我们的大队地处三县交界处，一边是泾县，另一边就是青阳县，我们是南陵，在中间。三县的人都过来看，我演完了大家还不走，还要看几场。于是我就再演几场，到公社演去。就在那时候，虽然演员少，但是车子、飞叉、钻圈都演了，还给他们演硬气功。农村人不嫌我演得多，他们很多年没见过表演的，都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够。
虽说我的杂技在当地算是出了名了，可是出去演也不方便，因为出去演杂技得有领导批条子。领导只批三天五天的，演完了回来就再不给我开证明了，怕影响不好。其实在农村表演挺赚钱的，只要演一场就比我干一个月活挣得还多。可是我拿这钱也不能瞎花，乡亲们帮我盖房子，我得给大家买烟，大家一人一包，请大家帮我盖快一点弄好一点。
当时国家的政策是这样，如果是知识青年下放，就给五百块钱；如果是全家下放的，一个人二百五十块钱。这些钱就是用作买农具、盖房子的资金。这钱是国家给的，不是队里给的，队里对钱抠门得很，给五块钱还告诉我们这个是买什么的：“你先买粪桶，平常解手用，然后种菜浇地用。”队里把买桶的地方都给我安排好了，要去茂林买，来回一百多里路。我当时也年轻，骑车去。粪桶在我们门口卖的是四块钱一个，到茂林四块钱两个。因为那是山里，交通不便，所以物价低，队里连这个都算好了。
生产队给我们的东西都是计算好的，给我们盖好了房子，从外面看是房子，再进屋子看来，房顶上是很薄的草，连月亮和星星都看得见。因为屋顶薄，下雨会漏，但要想不漏雨的话，得请十个人去割一天草，然后再盖上去。也就是说，我们还得请人家干活，得给工资，还得管人家吃饭。那就不可能是一般的饭，怎么也得弄个三斤五斤的肉给他们，再打两瓶酒。
那时候如果要是招待不好，人家就不给我们干了。他们都知道，请人干的活儿都是辛苦活。平常干活七毛钱一个工，我们要请人家干活就得两块钱一个工，后来两块钱人家都不给我们干了。就拿碾米这个活儿来说，出去回来都得挑着。挑着一百斤稻子到公社用碾米机碾，碾完了碾出六十五斤米来，那三十多斤是糠，还得把糠挑出来喂猪喂鸡。挑一百斤去，还挑一百斤回。一开始都抢着干，因为现钱难挣，后来觉得钱太少，不愿意干了。
那会儿要是有现在的头脑，就像批给我一点五方木头，当时就算是借钱，只要能够把这一点五方木头运到家来，再原封未动地卖出去都要赚钱。要能够把这些东西锯成板子，做成家具，比如办公桌、办公椅，这样更赚钱。可那会儿没这头脑，谁也不敢卖。队里问我们：“有钱没有？”“没钱。”“没钱那这指标可就作废了。”“作废就作废吧。”就没办法，人家队里头早给想好了。
队里头那几个队长是复员军人，他的社会经验比我们多多了。就拿做床来说，这地方竹子便宜，两块钱就一百斤，就给我们做竹床。竹床夏天是凉快，可冬天冷。虽然他们那时候这样对我们，但是回北京后我还去看望过他们。他们谁要是腿疼腰疼了，不用多提，我做点药就给带去。当时就算我不到他们那儿去，他们也是庄稼照种，粮食照吃，我去了之后还要从他们碗里分走一杯羹。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成见，所以2009年还看望过他们。安徽的对口城市是上海，现在每天都有到上海的车，那些乡亲们很多都在上海打工，混得也不错，也都在老家盖了新房子。
到1973年的时候，杂技特别红。南通地区的如皋、阜宁、沭阳，盐城、建湖、徐州、南京这七个杂技团，同时演，白天晚上都演，可是有的人还是三个月买不到票。为什么把大家憋成这样？那会儿就两个电影能看，一个是《雷锋》，一个是《周总理和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