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丰城我又表演了一年，这个团也不行。当时那个团的团长是从文化站调来的，是丰城本地人。我觉得杂技团对外来演员本应该是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来了能提高团里的演出质量。但他们把我们就看成跟敌人似的。在江西，论杂技的技术，我算非常好的，而且我经常给团长出如何吸引观众的主意。我处处都为团里费脑子想主意，为什么团长老跟我作对呢？就因为和她相好的男的，也在杂技团晃梯踢碗，和我们的高车踢碗都是一类节目。可是由于我们女演员多，演的节目也比他的精彩，所以他比不过我们。团长作为他那一伙的人，处处跟我作对。作对也就罢了，还经常找当地的人报复我。她没想到她找的那些人对我还特别崇拜，所以我也不想和她计较。
社会上的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疑心特别重，不信任人；有的人嫉妒心很重，看不得别人比他好。比如我说：“你来演，我给你拉着保险。”他说：“你不会准备摔我吧？”这也太不信任我了，我就很生气。
重新操旧业
后来我们一赌气，干脆不干了，又回安徽，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家里房也漏了，我们花了一百多块钱修房，又花了一百多块钱给家里买了点东西。这样一来，在江西挣的五百多块就剩下一百多了，我们兄妹仨拿着剩下的钱准备去湖南，因为回到家以后，湖南来了一张邀请我们去表演的请帖。
1975年，我（左）与大妹乌兰德如（右）在湖南表演“双叉对过”
去湖南的船是夜里十二点多开，我们下午就到了，就在那等船。等到晚上十二点了，来了一百多个造反派，还有民兵。候船室虽然大，但不一会就挤满了。造反派要我们拿证明出来，没有证明的就捆起来。我们说自己是演杂技的，要去武汉转车到湖南。看我们也没什么，造反派就放我们走了。就这样，我们买了去武汉的船票。
我到湖南找杂技团，有人告诉我：“团体不在家，在靠近贵州的地方演出呢。”我正要着急，又有人告诉我，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就是杂技团的宿舍，我就去那招待所等。幸运的是，杂技团团长下午就回来了，看见我们就问我们能不能演出，我说当然可以啊。刚在农村演完，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拿起来就可以演。杂技团的人就跟我说，当天晚上有一个民兵会议，叫我们演演看。于是，当晚我跟大妹妹演杂技，小妹妹就给他们唱《红灯记》。第二天，杂技团的团长夸我们演得不错，又演了两三天，我们就留在团里了。
我们之所以到湖南宁乡去是因为那里刚成立了杂技团，当地原来只有花鼓戏，没有杂技。成立了杂技团之后，观众非常欢迎，由于观众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有了杂技了，大家都觉得新鲜得很。我们演出的票卖得非常好，经常断票。买不着票的就到房顶上去看，人多到房顶上都站不下了。
当时的县级领导、地区领导、市领导都是南下过去的，他们对湖南地方戏不太熟悉，爱看杂技。所以我们去了以后没多长时间，领导就说：“您可以把户口转过来，我们这可以接收。甚至只要把户口转过来，粮食不转都没关系，我们湖南有的是粮食。”那管粮票的小伙子出身不好，就在我们团里头管饭菜票，帮着拉拉二胡。后来允许高考了，一个县城里考了不到十个，他和姊妹三个都考上了，因为他父亲本身就是教书的，现在他都在湖南师范大学当教授了。
宁乡属于益阳地区，所以我们团叫“湖南省益阳地区杂技团宁乡团”。宁乡是谢觉哉和刘少奇的老家，还是前几年北京市委书记林胡加的老家。林胡加是林伯渠的侄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
因为要回家迁户口，所以我们又上路了，回去时候大包小包的行李特别多。我用头号提包提了些湖南的特产，腊肉、香肠还有酒，带了特别大一包。我们团里的书记叫指导员、秘书陪我一块走，到武汉我们分开了。因为当天的船票卖完了，我又要急着先回去张罗一下，因为我首先得给指导员他们解决吃住的问题，第二，转户口指标的期限只有七天，过阳历年就作废了。所以我就买了一张第二天的四等仓，再换成当天的五等仓，就先走了。
回安徽的家里，我把家里的床铺好，稻草铺上，还给他们预备好了辣椒酱，怕他们来了没辣椒他们吃不下饭。
另外，在家我还得预备一套香肠、腊肉、炒菜，把全生产队的人请到家来，求大家，让我先把自己的户口迁走，父母的留下。生产队的人不同意，他们说我不能一个人走，要不然留下父母万一有个病痛可就麻烦了。那天药材公司也去人了，说我们欠了不少钱，我们马上就给还清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父母回北京了，我们去了湖南了，我们的户口也就落在湖南了。这是到了1975年年底，户口解决了。解决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在湖南宁乡杂技团那干，一直干到1979年我回北京。
话说回来，我还得感谢安徽的生产队。我去年还到安徽去看了看，芜湖大变样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想明年再去，因为对那儿还是有感情的。我在那儿住了好几年，虽说他们当时不太会做人，老欺负我外地人。现在见面了还这么说：“老乌啊，你刚到我们队里的时候，连晒稻子都不会。”我说：“那是因为我在城里没见过，其实晒谷子又不是什么难事。”当年，有一次几千斤稻子被雨淋湿了，他们叫我一个人摊开来晒，他们一不教我二不帮我，明显是想看我的笑话。
到现在了，我也想通了，谅解了。当时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人家能收我们吗？我们家五口人，年轻力壮的就我一个，剩下的明摆着是吃闲饭的。到生产队，当地人能接待我们就很好了。虽然当时一切都是我们来购置，我们花自己的钱，队里头什么都不出。就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困难，生产队还能给我们点菜，给我们点柴火，所以我现在还是感激他们的。我先是没时间，后来是没钱，现在是又有钱又有时间了，就去看望了他们，当时我带了三包东西，一包水果糖、一包酒、一包烟。
我到那儿住了三天就走了，回北京的车票提前就买好了。临走前我跟他们说：“欢迎你们到北京，到我家去玩儿。”不过去年真是不巧，湖南、安徽同时来人了，我家没法安顿，我就说：“没关系，我后边就是旅馆。”我其实也是开个玩笑，但他们当真了，以为我不欢迎他们，就不来了。
我是1979年回的北京，当时下放的青年回北京有个条件：没结婚的子女可以回来一个，政府给解决北京市户口，但是工作得自己找。回来以后我到处求人，那一年我已经四十岁了。我想去杂技团当演员，可人家嫌我岁数大。后来有一个建筑队叫我去装车，我就在建筑队干了几年。那时候辛苦归辛苦，拿的钱少归拿的钱少，这都不算什么，可那领导很没有水平，他把玩笑话当真了，误会了我。大家都爱开我的玩笑，说：“来了一个正式工，一岁一块钱，这样你四十岁拿三十四块钱。”“你家分楼房了，要不要瓷砖给你拿两箱去？”这本来是玩笑话，我怎么可能去贪公家的这点小便宜，而且仓库里的进货和出货都是有记录的，但是领导以为我真拿公家的东西。因为有误会，所以我跟那领导说不想干了，领导同意了。我想我的侄子、外甥都归我负责，他们要吃饭、要上学，还要交学费。领导说：“行了，你提出了那就赶紧给你办，一年的工龄给你一个月工资。”就这样，我不在建筑队干活了，又重操旧业演杂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