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来了一个新影片，是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匠》。那时候还经常听消息：“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南京电视台演出……”“演什么啊？演什么啊？”“《第八个是钢匠》。”有个天津人说：“你看好了吗？是钢的还是铜的？是铜的值钱，还是钢的值钱？”就他没看过，还闹笑话了。
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当时都是这样演的：演员拿着《毛主席语录》念“为人民服务……”，跳一段舞，然后再演出。演那个扛杆，称为“交通员”，顶碗的、耍盘子的那叫“送水”，弄不好就演错了。我这个耍叉的叫“耍大笔”，拿起笔做刀枪，还得跳舞。
后来有解放军某部队的两个人找我，问：“昨天晚上你们演杂技来了？”我说：“演来了。”“你们审查了吗？你们带上“毛泽东思想”了吗？”我说：“我们带啊。”解放军就批评我们一通：“太左了。”我说：“那底下鼓掌叫好，它要不好，大家能鼓掌吗？”说不清楚，表演的时候带着“毛泽东思想”就是了。如果不这样，搞不好就会被拘，那时候的思想可是很极端的。
下放梧桐山
在梧桐山这几年，我受的伤太多了，尤其是我的腿。到农村上山砍柴也好，是下田插秧也好，腿是真的受累了。正月初六就下水田了，那水冷得钻心，这是一个病因，另一个是，我腿还让毒蛇咬过。
毒蛇咬之后，脚都肿了。好就好在，在我下放的时候我哥哥搞中医，他给我买了一些应急的药，治头疼的、治肚子疼的。另外还买了两瓶季德胜蛇药，季德胜蛇药在南通很有名。这蛇药就是备用的，没想到还真用到了。
被蛇咬的经过是这样的：有天下午去收芝麻，芝麻长在山坡上。我一去，发现山路拐来拐去的，就想走个捷径。小路上的草足有一人多深。我没看见草里那条蛇，就被咬了。咬完了以后，有人跟我说，疼的话就用水洗。在稻田里有水，我就洗，没过五分钟，脚肿的特别大。后来他们把我背到家去，到家以后，家里没人。被蛇咬了以后我就跟喝醉酒一样老犯困，但大家都不让我睡，因为睡着就危险了，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但谁也不愿意抬我去医院，第一是因为医院有五六里地，抬我去他们就要误工了；第二是因为当时没有病假，如果不下地干活，就一分工没有。我是为公家干活被蛇咬了，但是受工伤之后公家不给我一分钱，我还得自己掏钱看病。还好我有季德胜蛇药，连吃带敷，算是好了点。
第二天我又碰到了一个人，他说的话我和当地的人都听不懂。他曾经是新四军军部的，他问我：“是不是被蛇咬了？”我说：“是蛇咬了。”他就给我一个树根，有七片叶、一枝花，听说那是最好的蛇药。包括这个药在内，我吃了好多解毒药，总算没截肢，人家被蛇咬了都得截肢。
我的腿被蛇咬后，走路都成问题了。又有人跟我说：“公社里头有几个‘牛鬼蛇神’，你带着他们上山搬石头去，咱们公社要盖一个礼堂。”我就带着他们去，那时候公社的拖拉机很破旧，没有电瓶，打不着火，就叫我们推。那山坡陡，四十五度的坡。因为没有电，拖拉机控制不住，一下子就翻了，把我的腰砸了。
从1969年到1972年，我在梧桐山生产队待了四年，1973年我就不干了。不干的直接原因是：有一次我跟生产队的人犟起来了，我觉得生产队不讲道理，我给队里干活被蛇咬了，他们不照顾我也就算了，可就连工分也不给我记。我就跟公社的书记说： “我干活要是得不到应有报酬的话，我就不干了。现在农闲，十一月份我就出去干杂技去。”
重新操旧业
我离开生产队出去演杂技的时候，一开始很麻烦，因为我有我的要求。我要求能够把我的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如果这个要求满足不了的话，那给我们的工资就要高一些，这两个要求都满足不了的话，我就另找他团。
我先找了“江苏沭阳文工团”，干了有半年。这个团的工资很低，而且也只能解决农场户口。后来，我又到了“江苏射阳杂技团”，但是团里告诉我，也只能把户口放到蔬菜队，所以我又离开了。
我到江苏参加江苏会演，会演第一天就出了个笑话，到那吃饭不要粮票也不要钱，所以我一顿连吃了三碗，搞得大家都看我。等我哥他们的团到了以后，我还炫耀似地跟他说：“告诉你一个特大的消息，这儿吃饭不要钱也不要粮票。”我们很高兴，那次主办方大摆桌子，每桌都有十到二十个菜。
我参加会演是因为我之前在沭阳和徐州演出，他们看到我了，就给我写信说：到徐州杂技团报到。就是杂技团之间互相挖墙脚。我也等于在团里打工，团里来安排节目。
1973年到徐州杂技团以后，也没有一直在里面干，我跟团里开的条件是，第一个工资要合适，第二个要给我解决农村户口，这两个都达不到我就不干了。后来往湖南长沙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江苏没找到合适的团，心想干脆还是回安徽吧。因为我父母还在农村呢，我每个月还得往家寄十二块五的口粮钱。如果在队里干活的话，干一个工给两斤半稻子，而且还免收农具税和农田基本税，九块五就卖给我们一百斤稻子；但要出去演杂技的话，得交十二块五才能买一百斤稻子。
到了安徽，又在安徽省杂技团芜湖分团待了半年。因为我社会经验不丰富，容易轻信别人，竟被杂技团骗了钱。我去这个团的时候工资还没定，团里跟我说：“你如果用钱可以打借条。”结果我就是先借三十，花完了再借五十。定了工资以后，我跟团里说我把钱还了，借条还给我。团里会计说他没带钥匙，等哪天带了钥匙再把借条给我。结果一拖就拖下去了，等到我快放假要走了，会计说他已经把借条撕掉了，我就相信了他。实际上他没撕，后来硬说我没还钱，欠着团里三百多块。团里还把我那独轮车扣下了。
我们杂技行里头人们有一句老话说“愿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意思是杂耍的人很难带，因为各人各有一套，各吹各的调，大家很难协调到一块。我跟他们也说不到一块，所以赌气就走了。
我拿了四十块钱，给了家里三十块，自己拿着十块钱就走了。到了芜湖，偶然见到两个小朋友，我就问：“你俩跟我去江西，去不去？”“我们跟你说着玩，我们不去。”“那我就走了。”“那我们哥俩儿送你去。”
后来我们到了江西，之所以去江西是因为安徽团里头有上海练车技的一个人，叫黄根荣。我在江苏碰见他哥哥，他哥哥告诉我不要去江苏演了，要演就去江西，江西那边的工资高，至少比在江苏高两级，听到这话我就去了。
从芜湖去江西先要坐船，但是船票不好买，因为我没有介绍信，那些人不卖给我船票。好不容易找了个理由，买到一张从芜湖到九江的票。到九江后，吃了一碗面，身上就只剩下三块多钱，买完火车票还剩两毛。没钱住旅社了，我只好在车站待了一宿。
第二天上车了，邻座就有人问我：“您到哪儿啊？”我说：“到丰城，江西丰城挺有名的，那新成立了一个杂技团。”“巧得很啊，我也是去丰城。”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他问我：“三毛钱一盒的盒饭你怎么不吃？”我说：“我身上就两毛钱了，昨晚上我在车站睡觉把钱丢了。”实际上没丢，其实是没钱了，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倒早说啊，三毛钱一盒，我给你买一盒。”我实在也是饿，便接下了他买给我的盒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多亏了他，我路上才没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