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1980年就算解放了，最早的时候是在天坛演。天坛里头安排了，好多放暑假的学生在天坛那喇叭广播、卖票。我们来演，他们给卖票、收票，写宣传广告等等。如果收入有二百块钱，就给他们一百，给我们一百。
1984年4月，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留影
后来也可以出去演了，如果要用天坛的介绍信，就得给天坛有关部门交50%的管理费。再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太辛苦，就到友谊宾馆、民族宫去演，可是当时不知道这些钱被谁拿走了。后来大家脑子也在转化，光管饭不给钱不行。这样就自由单干了，我们干得还算好。
特殊的年代
“文革”那会儿，连说话都得神神秘秘的。如果要出去演杂技，还得说暗语。有时候街坊邻居到我们家来说事，得走进里屋，怕被别人听到。我演杂技演了一辈子，行话全会，所以我们就把行话当成暗语。
那当时为什么要搞的这么神秘呢？一个是某些造反派时不时折腾我们，比如有一次生物食品研究所包了一场杂技，有人热心肠，在文化部门有熟人，打一个电话过去说：“明天礼拜六，我们大队这有杂技。”这下可坏了，文化部的其他人也知道了。晚上朝阳公安分局的两辆警车开过来，警察把手风琴封存没收了。当时市场上买不着手风琴，但是礼拜六要给总理伴舞，所以他们就把杂技团的手风琴没收了。被没收的手风琴很好，是东方红牌的。
当时对我们文艺界抓得特别紧，因为文艺是上层建筑，《十六条》也说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会是这样。”可大家都是文人，干嘛非要自己对号入座呢？比如《燕山夜话》和《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些都只是故事，何必太当真。
周信芳唱《海瑞罢官》、《海瑞背纤》，他专门演海瑞的戏，把海瑞戏都演了。“文革”后领导不让他演海瑞的戏，可越不让演他越演。后来让他写检查，写一遍不合格，还得写第二遍。两遍还不合格，他愤怒之下拿起蘸水钢笔直接把自己眼睛扎瞎了。
还有个叫罗瑞清的，他从五楼上直接跳下去，腿摔瘸了，造反派照样斗他，第二天派出两个小伙子，把他搁到箩筐里头，抬着他四处批斗。
彭真是大个子，他也被批斗得很惨。轮番斗，今天在清华批斗，明天在北大批斗，批斗的行程给排得满满的，但就算这样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无非就是喊喊口号，然后就是人身攻击。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直到把人的精神压垮。
有的人还要挂牌子批斗。挂的牌子是用包装箱的大板子做的，上边写上名字，然后拿红笔一圈，就跟马上要枪毙似的。板子上头用24号的最细的铁丝，往批斗的人脖子上一挂。找一条最窄的板凳立起来，叫他站在上头。时间一长，人就犯晕，有人就直接晕倒，栽在地上。即使是这样的情况，谁也不敢哭，谁也不敢管。
我们在芜湖的时候，工作组组长是冶炼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人是山东人，他平时穿棉裤，因为战争的时候腿受过伤，怕冷。批斗的时候，就有人让他跪下。后来他说：“不能这么对待我，我干革命多少年，即使有错也不能体罚我，更不许打我。”
被批斗的人到最后只要一听见红卫兵来了，就跟吓破了胆似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做得也对，他们到银锭桥来抄家，有个孩子叫于龙，是二十一中的，他爸爸是高干。这孩子第一次跟着别人去抄家的时候，把拿来的东西认认真真地都上交了：戒指几个、项链几个，还有大烟。等到第二次去的时候，一进门就坐在桌上，见着吃的拿起来就吃，还把抄来的东西自己分了。越到后来越乱，荒唐到他们经常自作主张去抄家，把抄来的东西拿自己家去。有时候出去玩一圈以后，忽然想起来，说：“我那防空洞底下还搁着一个地主婆呢，都有十来天了吧，你去给我看看还活着没有。”手底下的人去了，一看还活着，于龙就说：“给她点水喝，给她家打电话叫她儿子给接回去吧。”就这样，简直是草菅人命。要是当时没想起来，那地主婆就死在防空洞里头了。
“文化大革命”本来只能牵扯到百分之三四十的人，都是农村里的地主富农和城市里的资本家、业主。像我们西院的邻居，按道理说他们是大资本家，可是他老伴在街道当主任，“朝中有人好做官”，西院家跟警察都挂着钩，所以他们家就没有受牵连。别的人的家里就算有两袋面，也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各种运动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到处都一片杂乱。我们当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我父亲和母亲有工作。虽然有，但是父母的生活费单位都已停发。而且除了生活费不给之外，还有一个变革：我们住自己的房还得给政府交房钱，以及水电费，基本开支一个月都得几十块钱。原来我们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不论是多是少，租房的人得把房租给我们。但改革之后租客得交给房管所去，我的房自己收不了租，由房管所收租别人住。说是“文革十年”，可这房子拖拖拉拉了二十多年，东房是过了将近五十年才要回来的。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正在益阳，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杂技团用来宣传的标语是一个湖南人用毛笔写的。他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我还告诉他，“你写标语的时候要注意点，别到会儿写错了。”“不会写错的，照着《人民日报》写的。”
那时候我们演出和政治行动有很大关系。我看了报纸，也看了电视，知道北京有游行的。当时很多人只是知道“四人帮”被打倒了，可是对具体问题还不太清楚，没有多深刻的理解。
“文革”结束对我们文艺界来说等于解放，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东西都不能演，到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就可以大胆地演出了。1973年5月23日，我加入了江苏徐州杂技团，参加了南京调演，住在江苏饭店。
无奈•歌舞厅表演
从下放的农村回到北京之后，我先在建筑队干过，后来也演杂技，可是在北京演杂技赚不了多少钱，我就动了南下的念头。
我之所以在1991年想到去深圳民俗文化村，是受母亲村子里人的影响。在1989年的时候，我帮母亲找到了老家，顺便在村子里头转了转，看了看。乡亲们便告诉我：“我们这的年轻人都到深圳去打工了。”
“五一”前后我便回了北京。正赶上荷花市场有演出，我便和我侄子每天去那演出。因为当时北京开饭店的、做服装生意的、摆摊的、小商店的老板挣完一天的钱，晚上都喜欢到荷花市场去游玩。我们的表演形式丰富，又讲笑话，又演节目，把大家逗笑了，就有观众给个五块、十块的。我们有个叫“钉板开石”的节目，早晨把磨盘抬上三轮车，跟我侄子拉到荷花市场去准备晚上演出。演这些节目，观众给的钱就多一些，因为这个节目比较惊险、刺激。躺在钉板上头再把两百多斤的大石头放在胸口上，把气运足，然后用十八丈的大锤朝石头砸去。虽然功夫是假的，但气力是真的，所以每演完这个节目我们就能挣个一两百块钱。
我们演杂技的都是谁本事大谁上台表演，然后给场地管理机构交点使用板凳和垫子的折旧费。团里有的人岁数大了演不了了，就贪污钱。五块、十块的就往三轮车上铺的毯子里藏，因为我们知道别人打的钱里五块、十块的至少有十张八张的，结果等分钱的时候，我们分到的全是一毛一毛的，大家心知肚明，也不争不吵，干了十几天以后就不跟他们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