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做“会干的是一个包，不会干的就是一个挑”。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技能的（会打鼓，懂古玩、玉器）靠一个背包就能营生；没有技能的，靠干体力活也能营生，比如说“窝脖”。有钱人买到红木书架了，正发愁怎么弄回家呢，市场上那些“窝脖”的人就走上前问：“您住哪儿？我帮您把书架窝回家去吧。”人家说：“我住在阜成门。”“好嘞！您走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在阜成门的桥头上等您。”“窝脖”的人拿一根棍放脖子旁边，再垫块毛巾，就把东西驮起来了，而且很稳当。到目的地以后，东西的主人说：“到家了，赶紧放下来，磕了碰了没有？”就是这样，把东西驮回来。过去管这行叫“窝脖”，都不用挑，就用脖子驮。过去的家具不如现在的精巧，螺丝拆了就能成几块板子，那些大件的家居都是靠“窝脖”的人来搬运的，所以没有技巧的人靠出卖体力也能生活。
市场上做买卖的人很多，至少有上千人。卖布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油盐酱醋的、卖干鲜果品的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如果要加上不干活光吃饭的，就得有四千人。因为过去每家的孩子都多，有的一家能有七八个孩子。家里吃饭的人多，大人就得干点零活挣钱，虽然收入很少，不过天天出去都能挣着钱。而且在市场里干活挣的是活钱，多劳多得，不像拿工资的每个月只能拿固定的薪水，多劳也没用。那时候北京刚解放，有些人家里有好几个院子，就算靠租房也能生活。这些人就爱到市场上来凑热闹，玩到太阳快落山了才走，遇到打钱了就给个一毛一块的。
因为挣的是活钱，所以在庙会市场里干活的（无论是卖菜也好，卖小吃的也好）每天都有收入，而且他们赚的都够用，所以说这市场养活了不少人。我们的邻居贾家是卖酱油卖醋的，他们依靠着这个市场；我姑姑家是卖汗衫、背心、裤衩、袜子的，她也依靠这个市场；有个肖家是拉洋车的，也是靠这市场；登三轮的，卖针头线脑的，推车子的，他们全都靠这个市场。
市场里做小吃的这些人后来混得不错，都进单位食堂当厨师了。鼓楼后面有个姓窦的卖回民肉饼的、哥俩一起做买卖的姓范的汉民，还有卖炸肥肠、炸黄花鱼的叫晁五、晁四的……他们全都到单位食堂工作了。还有活到100岁的刘二，是烙油酥火烧的。后来他不光是进了单位食堂当厨师，还专门给首长做起了菜。
我的祖父
我家是蒙古族的旗人，从老祖宗开始就在宫里做事。爷爷在宫里当过侍卫，也演过杂技。不过我父亲小的时候，清朝就灭了，旗人的优待没有了。好在父亲从爷爷那里学来了杂技技艺，于是开始闯荡江湖。在河南做生意的时候，父亲认识了母亲，他们一起回到北京。一边练功，一边做生意、卖药。后来，我们兄妹四个出生，也都慢慢走上杂技之路。
1980年刚回到北京西城碧峰胡同3号时与父母及大哥大妹侄子等人合影（后排右一为我）
当时的旗人，尤其我们镶黄旗，一般都在宫里做事。我爷爷十六岁就是六品官员了。在宫里头，每逢天热就要搭棚子，这些都由专门的棚匠来做。冬天一到棚匠就要撤了，可棚子需要维修基建。我的祖上就带着两个兄弟在那维护、看守。在一次太和殿救火中，我的祖上贡献突出，皇帝就封了他一个官，从此我祖上就在北京干起了管理水的差事，类似于现在自来水公司的一个职务。这都是光绪年间的事了，再往后推，光绪三十四年改了民国，自那以后，我祖辈也就没有了更大的发展。
进宫当侍卫
爷爷十几岁就进宫，一直担任护卫，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警卫营卫士，当时进皇宫还得参加笔试和武试。武试要考亮印、拉弓和举刀，“承德避暑山庄”现在还有这三样东西。
进皇宫的最基本要求：一是能把弓拉得开，二是能把刀举得起，三是能把石头端起来。还有必须会骑马、射箭、摔跤，这样才能得到一份差事。
我爷爷在进宫之前也接触过这些，因为我们旗人有自己的学校，都会学到这些本事。那个学校就在现如今的东直门北小学的位置，那时在学校里除了学会满、汉文，还必须会讲满、蒙、汉语。之所以要会三种文字，因为满蒙是一家，康熙的祖母也是蒙古人。
那时候中国落后，八国联军打北京的时候一直打到了北海西边。虽然中国人也有枪，但中国人的枪比起国外的差太远，根本就打不过八国联军。听我父亲说，我爷爷他们打仗的时候，两人扛一支开枪，那枪都是国外淘汰下来流到中国的，有两米长。
宫里演杂技
爷爷除了在宫里当护卫，还演杂技。每逢有周围小国家的使节来北京进贡，爷爷他们就要表演杂技迎宾，比如说骑马、射箭、马术、摔跤等等，以示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也是当时的一种礼仪。清朝当时管摔跤叫把普路（音译），穿上褡裢（就是那跤衣）就可以摔了。蒙古人摔跤，赢一次系一根绸子缎，带子的多少就证明赢的次数多少。
宫里的朝鲜族都是从东北过来的，他们会演跳板、打秋千、冰戏、骑马、凳里藏身等等。也有的是搭成架子再上去人，杂技里管那叫做“挂三险”。
我爷爷奶奶以前也都练，但不是练杂技，而是摔跤。一般有朝臣来进贡的时候，就有人问：“你们哪来的？”“新疆。”于是就按对待新疆来宾的级别表演。这迎宾也是有级别的，首先要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级别（是一等还是二等，或是其他级别），对方来宾如果没有相应级别的话，就由清朝一方来表演。我们把自己分成两队，有穿蓝衣服的，有白衣服的，分着来比赛。
我家原来有一把叉，是御用的，据说是玉刺金叉头的。它不可能是纯金的，但却是很好的合金，一敲声音非常悦耳。它的里头是响铜，练起来跟铃铛声音似的，离很远都能听得见。叉是皇宫里造办处定做的，给宫里会练的人使用。
还有一个御赐的叉，已经有一些历史了。在道光年间，有个娘娘庙，里面有一个太监。刚解放的时候他得了个御赐的叉，他想着在自己手里没什么用，自己又不会练，完全等于废铜烂铁，就把这叉送给了我父亲。这个叉也是宫内造办处监制黄铜的叉，用紫铜簿包上云彩头，声音清脆悦耳，在“大炼钢铁”的时候贡献了。
出门做生意
我的爷爷在宫里头是带刀护卫，天天拉弓射箭，据我父亲夸张的说法，家里的隔断墙都是拿弓箭叠起来的。
我爷爷那时候赶上吃俸禄，除了领米还拿工资。但在清朝即将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时，慈禧太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取消了旗人的俸禄，从此旗人和普通人一样了，干活就有工资，不干活就没工资；另一个是取消了廉耻罪，也就是“挂刮罪”。
关于“挂刮罪”还有一个故事——“刀刮康晓邦”。在兴和有个康营，康营里有个康晓邦，不知为何康晓邦杀了他的叔叔、婶子。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经过查办，最后被拉着在北京城游街示众，而慈禧太后静坐景山，等游街完毕，慈禧太后决定把他刮了，处以死刑。刮完了慈禧说：“得了，这太可怜了，这个罪到今天最末一个了。”从那起“挂刮罪”就被彻底取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