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姊妹四个，名字分别叫德安、德全、德如、德意。本来大妹妹叫如意，后来有了小妹妹后，大妹妹就叫德如，小妹妹叫德意。我们家跟别家不一样，我父亲成家晚。他三十七岁结婚，比我母亲大十七岁，母亲当时才二十岁。他们直到1937年才生了我大哥，隔了六七年，到1944年才有了我。大妹、小妹分别是1948年和1954年出生的。
我大哥是1937年出生的，六岁上的小学。他上学的时间很长，是因为家里没钱，所以上学一直都是断断续续。
他上的小学叫啟新小学，那学校不但不交学费，很多东西还是免费的。因为那学校的老板是水泥厂的厂长，给学生发纸、笔、墨、砚。读完小学后我哥就去了北京二十一中，直到1960年去了地质部文化团。
我们有个老邻居，人称“铜老头”，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我家经济紧张的时候，大哥辍学在家，他就常到“铜老头”家去学毛笔字，所以我哥的毛笔字写得棒极了。
1953年的一天，我大哥被总后勤部的汽车给压了，总后勤部的汽车是美国的10轮大卡车，后果可想而知。当时我哥正在上学的路上，这车逆行，而且开得太快，一下就把我哥撞倒了，五个车轮从他腿上压了过去。当时住了半个月医院，有所好转，家里以为没什么大碍了，可是二十年后，谁能料想到，腿部又开始发炎，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后来又隔了十年，因为腿部发炎、挤压，胰腺、肝脏就被挤伤了，只是当年没被发现而已。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被挤伤的肝、肾和胰腺之间长了肿瘤，最后发展成胰腺癌，查出来时已经到晚期了。
1983年大哥就离开了我们，比我父亲还早走了三年，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悲苦。
我哥在世的时候杂技练得相当好，不单单在南京、上海表演，就连上海的周边城市像常州、扬州他也常去演。上海海员俱乐部是他常去演出之地。
大嫂在江苏，孩子叫乌延冬，现在美国。而户口现如今在我家，当年他是过继给我的，也算是我儿子，因为我和妻子四十岁才成家，没要孩子。
延冬是个强人，挺有能力的。我们都挺关心他，经常叫他少抽烟，开车注意点。因为他们老是开夜车，况且还是跑长途。他自己既当演员，又当司机，还做厨师。他们团里20来人吃中国饭，都是他做。爱做饭这个特点是遗传了我大哥的，因为我哥就喜欢做饭。
大哥在北京看病的半年里，经济非常拮据。大妹每天下午带着两个侄子到市区街头卖艺赚些钱，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吃饭看病上还是入不敷出。有一次，他们在平安里被城管抓住了，除了罚款以外还被城管用电棍电了下身，那时我侄子只有10岁。
除此之外，延冬的毛笔字也很棒，也算是遗传了我哥的。延冬从来不买贺年卡，都是自己做。在纸上画竹子，写祝福，很短时间就能制作出三四十张简单漂亮的贺年卡来。
大妹演杂技
我大妹妹是1948年出生的，那时候我家正盖房子，当时电线都还没有拉进来，所以晚上屋里就一片漆黑。
她是在酒醋局小学上的，那时候她七岁。四年后她顺利上了二十三中，中学没毕业，上到初二就离开了校园。她也不愿意读书，于是就在家里练叉，学骑独轮车，这样便开始了杂技生涯。
我大妹小时候不知为何受过惊吓，从小身体就不好。那会我们住的房子是租来的，我们房东大姐有时做事考虑不周全。有一天天气阴沉，眼看一场大雨要来临，可这房东大姐还是抱我妹妹出去了，刚到钟楼附近就下起雨了。当时天很热，又被雨一浇，我妹妹就得了抽风病。
虽然后来抽风治好了，但她身体还是不行，没走几步路就得叫人抱着。因为大妹是我们家第一个女孩，家人对她疼爱有加，加上她身体又不好，所以大家就把她捧在手里照顾着，没走两步就抱。这样的溺爱导致大妹身体更是不好，走也走不动，吃也吃不了。稍微一吃多了就消化不良，又得吃药。我父亲瞧她身体不好，就说：“不读书也行，干脆练杂技吧。”因为练功消耗体力，练完之后能吃更多饭，人是铁饭是钢，能吃饭，身体就会慢慢好的。
我大妹三十多岁结婚，现在有一个孩子了，她现在的身体比起以前好得多了。因为平时她要在大观园演出，为了方便，就挪到万寿寺去住了。她爱人在十年前，也就是我们去巴基斯坦的时候，因为下岗想不通，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大妹夫以前是空降兵，复员以后就在工厂里当保卫人员。保卫科动员他下岗的时候，他觉得论资排辈也不应该排到自己。我就跟他说：“就算是下岗了也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养活家里。你可以弄个推子，到桥头给人理发去。你的收费不要太高，别人收五块钱你就收两块钱，一天也能挣几十块钱。”可他就是想不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等他出差去浙江再回来的时候，单位已经宣布他下岗了。
大妹夫的几个妹妹想关心他，又怕去了被他说，因为他心情不好。后来几天了都没看见他，听人家说他上了楼吃了面就没见他再下来。上楼一看，发现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镜耷拉着，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们单位把他送到殡仪馆，立刻发了电报到巴基斯坦，我便和大妹妹迅速收拾好行李准备赶回去。
我们跟杂技团的老板签了协议，期满才能走。可那会儿我们不懂得这个，不知道杂技团会不让我们回来。于是我的哥哥弟弟，就打算等我们回来再办丧事，可我们在巴基斯坦走不了，遗体停在殡仪馆的花费又特别大，所以到最后我和妹妹都没能回来，家里的人就给妹夫办了丧事。
大妹夫走了之后，大妹妹便不想一个人待在湖南，于是就把湖南的房子租了出去，回北京来了。在北京挣点零花钱踏实点，也有人关照。不过湖南人很喜欢吃辣椒，她也爱吃，我们实在是习惯不了。
小妹和妹夫
我小妹是我家唯一上过幼儿园的，小学是在鸦儿胡同小学上的，可惜的是到四年级就没上了。那会我常去陕西、山东等各个地方演出，从未带小妹去过，因为她不会表演，带去了也不放心，还得多一人来专门照顾。
后来就开始教她，不过她学得慢。她读幼儿园的时候本来是在学校吃饭的，可是回到家来还饿，我们一问才知道她因为吃饭太慢，剩下的被幼儿园阿姨给收走了，所以总是吃不饱。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妹跟着我们去了安徽。我们把她送到黄梅戏剧团，待了两三年。1986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叫她回来，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上海人。
这小妹夫比我小妹妹大十岁，他们是自由恋爱。“文化大革命”以前，大概在1964年，上海把出身不好的资本家、买办全移到皖南山区了。正好山区来了部队，晚上要组织演电影。我小妹去看，就在那他们相识了。
我母亲是同仁堂制药厂丸药车间的，我父亲一去世我就把小妹找来，把我盖的房子借给她住，因为没地住就不能解决户口。给小妹解决完户口后，我们就让她接了母亲的班，到药厂上班去了。同仁堂在北京也是一个很好的单位了，工资待遇算是比较高的。
人情难料，虽然近几年发生了一些事，但我还是希望我们兄妹间能回到那个温暖如初的时刻。
艰苦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