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的俸禄取消后，用我爷爷的话就是，他们没有了米，得自谋其生了。可是那会儿，就连做生意都不能在北京做，怕人家笑话。当时的旗人是不许做生意的，这是法律规定。因为清朝有《大清律》，其中一些规定还是很明智的：第一、当地人不做当地官。如果是西城区的人，又在西城当官，人人都是自家亲戚，这样乡里乡亲的，在本地当官当不好。第二、当官的不带姑爷、舅爷、少爷。如果带着，他们又给你惹是生非，怎么来处理？第三、旗人不许做生意。
拜师学杂技
父亲叫乌续山，个子高大，地道的蒙古人。在他很小的时候旗人享受的优待就取消了，所以父亲从小就过着苦日子。他拜师学了杂技，从此开始走南闯北，挣钱养家。
东直门北新桥有个“叉会”，又叫“开路会”。我父亲当时也爱好这个，可是没有人引荐师父来教我父亲，那时候没点私人关系师父是不会教的。不愿意教一般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怕刚教了三天徒弟嫌疼就不学了，吃不了苦；二是为了考验考验徒弟是否有决心和诚心。
后来不知道经过怎样一番走动，父亲跟一个姓金的师父开始学叉。金师傅也是旗人，在当地也算挺有名气。那时候整个北新桥练叉的人都挺有名的。这金老头七八十岁了，精神头也不好。说是教吧，也就是光说不练，每天教点，只要来学，他就给说一说，应该怎么练，学会了以后，就等于是找了个伙伴儿，师兄弟一块学一块练。
我父亲最早学的是“单叉”，熟练后就开始加难度。最先加的是“火叉”，开始练“火叉”时，难度也不算大，只需过一条腿，慢慢就要求过两条腿，到单腿踢、双腿踢。“单叉”练完过关后，就到了“双叉”。就是两只手同时练，也等于是同时练两个“单叉”。最难的是后来学习的一个叫“飞叉”的节目。为什么要一步步增加这么多难度？因为如果不增加动作和一些花样，就不会比别人精彩，也就没有更多的人欢迎。
我父亲的师傅练的是“单叉”，所以教给他的也只是“单叉”。学完后，父亲便到了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告诉他在胳膊上裹上旧布，再把铁丝绕上，倒上油便可以练“火叉”。按说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胆量来尝试的，因为火离身子太近，一不小心便可烧伤。但父亲凭着自己对这门杂技艺术的痴爱和对“火叉”的向往，按照那人说的，自己就琢磨着练了起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父亲便可轻松玩耍此门绝技。
父亲耍“火叉”的时候，流星是用绳子拴着两个火球，捏在手里。玩起来，仿佛是火球在身上滚动，甚是精彩。父亲每到一个地方表演，都会有很多人想跟着父亲学这门技艺，可是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就算拿着摄像机把表演过程录下来学，动作连不上也不行。练“火叉”追求的就是快，动作必须得连贯。所以说外国人到中国来，短时间都学不会，只是欣赏、佩服罢了。
功夫是需要长年累月练习的。
父亲虽然已经可以熟练地表演“火叉”了，但他总是不忘向一些高人请教。所以父亲的技艺不断完善，越来越精湛。
除了“火叉”之外，父亲还学习了头顶杯子、顶碗，还有就是水流星，这些实际上是利用了离心力和惯性。每次在容器里倒上水，观众就开始替表演者揪着心，捏着一把汗，点上火就更为表演者担心了。所以每次表演，尤其是“火叉”，在关掉灯光后，只留下两个火球，在空中翻来覆去，犹如两条火龙在缠绕着，相当炫目。每次表演，都会迎来观众热烈的掌声、叫喊声。
转战上海滩
父亲跟着金师傅学了半年多，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有人劝我父亲：“赶紧走，到上海去。一个练叉的可以拿到七个警察的工资。”父亲深思熟虑后，跟金师傅道了别，就决定去上海了。
当时本来商量好两个人一起去上海，那个人比我父亲还大一岁，但走到长辛店因为天黑就住了下来，第二天，那人就对我父亲说：“兄弟，明天我得回去了，我这人离开家睡不着觉。昨天我一宿没睡，要去你一个人去吧。”父亲没办法，也只能想着重新找伴，可是去这么远的地方，找人的想法也经常落空。每次都是说好了一块走，但临走时对方总会变卦。这也能理解，那会儿世道比较乱，打劫的也多，找个一起外出的伴也不是件容易事，所以父亲就一个人上路了。
我父亲去上海，也算是被经济所迫，想多赚钱改善生活。当时挣的是银元，有的人也给铜钱，我父亲就拿铜钱换银元，只要银元留着那就保值。换了银元以后，父亲便把它们想尽办法都缝在裤腰带里头，睡觉的时候也系着，总怕被掳走。后来赚的银元多了，身上都不止十个二十个，一提叉这银元坠得腰往前一栽，差点拽趴下。
父亲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一时也很难适应当地的气候。不像现在的北京，世界各地哪儿的人都有。那会流动人口少，尤其北京出去的人特别少，所以我父亲在上海只待了一年多就回来了。
在上海表演，父亲也是随走随演，只要人多，就停下表演。一天下来，如果情况好能收到点钱，就多待一天，情况不好的话就接着走，换地方。
钱不好挣，毕竟在外地，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大相径庭，这钱也就更难挣，其中的困难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得到。
当时的上海已经是沿海发达工业城市了，各大百货公司门口都演杂耍来吸引观众，也算是早些年代的一种广告形式吧。
父亲背着行李及那些杂耍玩意一路从北京走到上海，足足走了近八个月。他一路表演，赚取伙食费。上海人气就是旺，父亲在上海干了段时间也挣了点钱，不知为何又返回北京，同样也是一路演出，又是八个月时间。
回来以后主要就在北京赶庙会，表演杂技。像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还有宣武区的土地庙，南城的天桥，北城钟鼓楼的平民市场就成了父亲经常去的地方。但这样街头卖艺，赚钱很难，每次表演结束钱不好要，看的人多，给钱的人少之又少。
和父亲不一样，叔叔没有走杂技这一行。这个行当很多人干不了，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叔叔和很多北京人一样跑生意去了。那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跑到张家口做生意，有钱的就贩卖牛羊肉，经济不足的就贩卖点衣服布匹。
在北京做生意不是件简单的事，所以有一些人就在外地安家了，安家在宣化、张家口、宁夏的居多。我叔叔也是那会儿去了张家口，并安家在那。虽说离得不远，但很多年都未走动。
乌续山山药丸
我父亲二十多岁就回到北京开始赶庙会耍杂技赚钱，在庙会期间还会卖一些药。这就算有双重收入了，一个是玩杂耍的收入，一个是卖药的收入。
靠练叉挣钱太难，那段时间父亲的收入主要是靠卖药赚来的。他们那时候经常表演摔跤，因为只有难度高的、能刺激观众眼球的表演才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同，相对给钱的人也就多了。
耍叉受天气影响特别大，天太冷、太热，刮风下雨都不能出去表演。所以父亲在玩杂技的同时，也相对做一些小买卖，比如卖药。那会也是别人给的方子，专治跌打损伤、风寒、腰腿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