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太好，所以读书也是断断续续的，家里没钱的时候回家，条件稍微有所好转就继续回到学校上课。
小时候，一边读书，一边练杂技。我练杂技也是出于爱好，小时候练功特别辛苦，再加上吃不饱，那日子可想而知。
读完初中，我就工作去了。工作没几年，我又进到各种社团演起了杂技。
我是1944年出生的，小时候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所以我的童年生活物质上是比较艰苦的。
辍学一年
我的小学是在酒醋局上的，是庙里头的一个占地很小的学校。庙里的和尚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上到四年级小学就算上完了，因为那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学校的老师都是老头老太太，算老知识分子，所以“反右”的时候，十来个老师里边打出五六个右派来。
1955年，还在上小学的我，因为家里没钱交烤火费，学校就不让我去了。那段时间家里生意淡得很，就叫哥哥先去上学，我回家待着。等后来生意好了，够开支了，我才又去上学了，不过换到了草场小学（现在钟楼附近）。
复学以后，我想考插班生、跳级，把浪费的这一年补回来，但是不行，因为我是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竞争得很厉害，也有点看不起外校学生的感觉。我在草场小学读了两年，从1956年到1958年。它是一个有钱人开的私立学校，学费高一点，一学期得要十块钱。一直上到六年级，小学才算上完。
1958年了，我接到了北海中学的录取通知书，1958到1960年三年我是在北海中学度过的。
没钱吃不饱
我们小时候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特别紧张。我们练功体力消耗大，可就是吃不饱，也没办法。不是我们一家吃不饱，家家都这样。邻居家也有五六个孩子，也是喝菜粥。
我们学校食堂很大，一开始去的时候是三分钱一个馒头，两分钱一个窝头。到后来没有馒头没有窝头，一人只有一碗粥。粥是流食，刚喝下是饱的，但是跑两回厕所后到第三节课肚子又饿得咕咕叫， 只能等着下课了。那时候也没办法，学校都是统一分配粮食。
我们的教导主任是四川人，老熬菜粥喝。我们全是男生，喝粥一是喝不饱，二是喝粥之后晚上小便次数频繁。我们四十多人睡一排大通铺，就一个盆，尿满了谁也不倒，大家都怕天冷出屋。
虽然吃不饱，可回家还是要练功的，在那时候也没办法，只能坚持着，慢慢也就习惯了。北京人老实，不会为填饱肚子去偷吃的。
北京的马路平，所以搬运东西可以用大板车推。当时天津的马路不如北京平，有上坡的路，就有小孩过来问：“你拉的是什么？”“拉点大米。”那小孩就帮着推车，推到一半，他拿铅笔刀拉个口子往书包里头灌米，可是板车正在坡路上，拉的人也没办法，要是停下来制止的话整车米估计都该翻了。这些事情都是没办法避免的，那个年代人们过的都是苦日子，只要能有点吃的，什么办法都会用。
我记得饿得最厉害的时候，三天没吃一粒米。就买了两块钱的菠菜，人家吃饭，我熬菠菜汤，熬完菠菜喝汤，两块钱的菠菜我吃了三天。
我们如果饿的话，会去一个很远的菜地拔野菜。到西郊飞机场，在杏石口路那边，已经是现在的四环路外了。那会光有粮食没有油，连盐都计划发放，吃东西很难下咽，尤其吃马齿苋，很黏。
全家都吃不饱，尤其是我母亲。饿得受不了，我母亲就老放点酱油冲开水喝，身上肿得一摁一个坑，满身浮肿。后来单位补助了点黄豆面，就拿点黄豆粉冲水喝。我们家都是头天晚上就把饭做好了，把这面和好了分配，大一点厚一点的烙饼是我父亲的，然后我们挨个拿。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骑车回来，没过一会我母亲也从新街口回来了，进门就说：“不要这么吃了。”她把烙饼拿过来切成饼丝，然后兑了点水，如果有菜就放一点，做好以后，盛得满的这碗是我的，盛得不满的就是她自己的。那生活很苦，还好我哥哥在地质部，他们养了很多藻类，可以给他分点。
我们在学校，学校要做“超声波”。“超声波”就是双蒸法，要在蒸汽管道上头接一块铁片，再搁到蒸笼底下。通常蒸窝头用一个钟头，这“超声波法”能蒸俩钟头；米饭通常蒸二十分钟，这样要蒸一小时。把饭给蒸的都看不出来一粒一粒的了，就看见一片白，都是水。要盛点饭就跟盛粥似的。这双蒸法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我还因为这“超声波法”惹了点麻烦：因为学校要做超声波，得把四分的水管拿火烧了打扁。我们就在学校教室里头的炉子里烧，烧红了跑到教室外头砸。也没有锤子，老师就叫我用石头砸。由一个同学拿着，我来砸。管子被砸之后乱滚，把他小拇指压在下面了，因为是烧红的管子，所以这同学的小拇指被烫掉了。老师给了两块钱，到积水潭医院包扎了一下。所幸他家里也没找我，估计是因为老师安排的，要找也应该找学校才对。
那时饿得吃白薯连皮都不撕，多吃一点算一点。粮食紧张得无法想象，王府井大街排起队来都看不见北，看见有人排队，就到前面看一看是卖什么的。如果觉得还不错，那自己也排着。
当时卖的伊拉克蜜枣特别大，很甜，可吃多了会得肝炎。还有，古巴也对中国好，到处都卖古巴的黄糖。买点古巴糖，沏点糖水也是好的。这些国外货是国家进口的，古巴糖、伊拉克蜜枣都归商店卖，都是国家的。大哥单位里能分点野驴肉、野骆驼肉，咬都咬不动，怎么煮都煮不烂。
穷得没办法，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也买不着东西。东北人来了都这样问：“这水果糖怎么卖？”“六块一斤。”“我都要了。”都是拿编织袋整袋整袋地装。如果卖的人说：“六块的没了。”“没了买七块的，我都要了。”装到七块的没了，只剩八块的了，东北人就说：“八块的我也要。”就这样。东北人有钱，可他们那边也没得吃。
这种粮食紧张的情况说是三年，其实绝对不止三年。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1962年情况也没有好转。后来我到了陕北，陕北没吃大食堂，为什么呢？这个山上住一家，那个山上住一家。他们住在窑洞，做饭不做饭都得烧一下。不烧炕没法睡，潮湿。
苦练基本功
我家也算是杂技世家了，从小我就耳濡目染。练杂技很辛苦，得从基本功开始，一点也不能含糊。
在我小时候，时常会看见大人在钟楼弯演出。因为天热，又是泥土地，大人就拿壶接一点凉水，把练的那块地方浇一下，这样就不起尘土。我呢，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
当时看着父亲练，我还问他：“您天天在这练，这些人天天在这看不会腻吗？明天再演他们还会看吗？”实际上在那时候，一个人不来看还有别人来看，一个人以前看过了，今天不想看，明天不想看，后天也许还想看，所以总会有人来看。大家都在这石城长大，每天从那过，有的喜欢看的人，就算刻意拐个弯也得来看一看。
我们五六岁就开始跟着父亲练，这都是自己的意愿。不过有些话也说在了前头。父亲问我：“你想学吗？”我说想学。“你想学可以，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不可能说要练的时候你不练。”话是这么讲，但总归有怕疼的时候。因为棍子在身上搓，破皮流血是经常的事，我们练要比别人压力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