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台词至今我仍旧记得很清楚，比如说，“同志，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夜晚，在那风雪弥漫的黎明，我们是多么地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东方红》里《天亮了，解放了》的解说词，是男女声朗诵的。这次的演出对我来说真的是终生难忘。
后来回到学校，同学们都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说：“好着呢，我见到毛主席了！”大家都很羡慕的，感觉真的很光荣、很自豪。
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这样的，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领导新中国，解放了全中国，我们才能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党给予了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永远记得共产党的恩情。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我们有的都是这种最朴素最真实的感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时深深记忆在脑子里的，就是这么一种感情。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66年8月18日，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作为红卫兵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再次看到毛主席，心情还是跟第一次一样，还是那么激动，我们还是就喊那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当时毛主席穿着军装出来跟我们招手，那也是毛主席第一次穿军装。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也能穿这身军装，那就是莫大的荣誉，终身的幸福了。没想到幸福很快就降临了，两年后，部队来我们学校征兵，我是我们学校里边第一个报名的。
红卫兵“串联”
在我上学期间，“大跃进”已经开始，到后来 “停课闹革命”、“文革”、“上山下乡”也都陆续展开，我的求学生涯中亦有一些与这些事件的交集……
我们学校里本来是没有红卫兵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来到我们学校“串联”，他们进行演讲，号召我们成立红卫兵，这样学校才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当时红卫兵要求很严的，要政审，要“红五类”。我们这些红卫兵当时也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
比如说，当时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说飞鸽自行车的商标是国民党的军徽，让我们到十字路口把所有飞鸽自行车的标牌都撬下来。我们就每人拿一个改锥，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凡是飞鸽自行车的标牌，全部都给撬下来了，一下午撬了上百个，都还挺认真的，执行任务嘛。最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其实是很幼稚的，根本不是后来发展的那种程度。
当时北京最先开始“串联”，我们必须得“串联”。那时候我们一共四个男同学，学校提供了去青岛的火车票，我们就拿着车票去青岛了，真的是完全无目的地走，什么行李也都没带。到了青岛之后才发现，实际上就是玩儿去了，免费吃，免费住，甚至还有人给我们零花钱。
当时在青岛待了四天，我们几个一商量：“上海没去过，到上海去吧。”于是，我们四个又坐车到了上海，结果到了上海后，正赶上了“安亭事件” ，王洪文领着“造反派”在铁路上卧轨，我们就走不了了。当时年纪也小，稀里糊涂地有火车坐就赶紧坐上跑吧，结果上错了火车，本打算回北京的，一下子坐到了广州。
到广州之后，我们也受到了很好地接待，也是管吃管住的，但是想回北京就不行了。广州那时候管得很严，到处都贴着标语，不允许随便进火车站，红卫兵也必须有票才能让走。我们在广州就只能等票，结果这一等就是两个月，这期间我们一直在广州玩儿了，也没法给家里写信，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去哪了，还以为我们都死了呢。我们是1966年从北京出来“串联”的，结果到了1967年才回去，在外面过了一个年。回去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衣服全是虱子，原来都不知道什么是虱子，那时穿的衣服开水一煮就全红了。
从广州回来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就重返校园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搞军训”
当时，军委装甲兵第二坦克学校派了一个军代表来我们学校搞军训。我们年级一共10个班，我是其中5个班的红卫兵指导员，这也是军队选举的，选的都是口才比较好、威望比较高的同学。
军训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学生都没有军装穿，很羡慕人家穿军装的。我们学校里只有高干子弟他们才能穿军装，我们根本买不着，他们穿着旧军装我们都很羡慕。
我们红卫兵的那个连长对我的影响很大，到现在我们仍旧有联系，他叫暴有富，我手机里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他的。当时他负责给我们军训，对我们进行革命道理的教育，给我们讲革命理想，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军队光荣传统，让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了军队。他启发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当兵的信念。
暴有富当时对我也很好，因为我在学校里很老实，学习又好，还是红卫兵，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特别听话。学校里的红卫兵就是把同学都召回学校来，“复课闹革命”，也会开一些批判会，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思想想法，报纸上登着批判谁我们就批判谁。
那时候学校里也有成分不好的“黑五类”，他们是不能成为红卫兵的。红卫兵在成立的时候就唱过一首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靠边站。”把这些“黑五类”全家都唱进去了，但是这些也都是我们昔日的同学，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形也很逗的，我们唱归唱，关系好还是好。
在学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只有我们南苑中学从来没有发生过“武斗”的情况，这个学校的风气还是很不错的。
“文革”时我在家养兔子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最特别的印象，就是在家里养兔子卖钱。“文革”初期，大姐已经上班了，二姐在北京第一护校上学，她需要交学费，家里还是没有足够的钱。我每天早上起床跟父亲上山去打草，那些农活我都会，用镰刀跟玩儿似的，打完草就卖给农村收草的，四分钱一斤。父亲打完草还要上班，我打完草接着上学。
打草期间我还养了几只兔子，兔子养大之后也可以卖钱，国家收购是七角钱一斤。我养的兔子都特别大，一般的兔子长大只有六七斤左右，我的兔子三年长到了14斤。后来又下了一窝小兔子，12只，我就在地上给它们挖了一个大沟，每天给兔子喂草，养到三斤左右就卖了。
这段时间的事情，二姐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我卖草卖兔子给她补贴的学费。
当兵入伍
小时候看了《英雄儿女》这部电影，王成的形象让我热血沸腾，那时就想要是能当上解放军，像王成一样为国捐躯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幼时的梦想终于成真，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走向明天，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雏鹰尚在苦学勤练，雄鹰展翅志在高远……
至今我仍然记得，当兵的时候接受审核时，考官与我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