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欧阳莉莉（左一）在西藏慰问演出时表演《荷花舞》
在排练《荷花舞》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眼神的练法。过去，我们训练的时候，是一个男老师教我们的，他教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们就要把它练出韵味。就像我们现在看京剧也是，很多老京剧演员的眼睛特别有神，这些都是要经过训练的。当时我们讲究“手眼身法步”，可惜现在我已经表现不出那种精气神来了。
不同的舞蹈，对身体部位的关注和要求不同。像印度舞的节奏感很强，眼睛也是转来转去的，它对眼睛的运用和其他的舞蹈都不同。还有一支彝族的舞蹈叫《快乐的啰嗦》，脚步跳动的节奏也特别快，手需要配合脚的跳跃来回抖动，就是我们所能感觉的“啰哩啰嗦”的意思。那时候，一台晚会我们要承担五六个节目，当第一个节目演完后，马上要准备第二个节目上场，要抢换服装，又要戴耳环，头上还要戴着金银饰品等，现在一想真是紧张极了。
被正式调往西藏
1956年要成立西藏歌舞团，我爱人需要调过去，做西藏歌舞团的筹建工作。因为中央代表团去西藏演出的活动他没有去，所以他就问我：“西藏的条件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我那时还没有感觉到西藏是多么地艰苦，实际上是很艰苦的，但是我基本上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和演出活动。虽然我没有觉得西藏特别好，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很新鲜的演出任务，因此西藏并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爱人服从组织调动要调到西藏，我也就跟着他去了。那时以我团成员为主，还有中央歌舞团及中央歌剧舞剧团部分成员共有二十多人，由葛敏负责组成了一个五人领导的核心组，负责计划和准备筹建西藏歌舞团。我们是作为骨干成员被调过去的，当然，当地还有很多骨干，他们很多都是背着背包，一边修路一边走进去的。我们上次演出的时候，是坐汽车从青藏公路过去的。可是我们这次调进西藏是在成都集中，然后坐汽车从川藏公路入藏，经过十几天的车程，才到达拉萨。
我和西藏还是挺有缘分的，从一开始我跟着中央代表团到西藏演出，接着又被正式调往西藏，后来我的小儿媳妇也是藏族。我对西藏的感情很深，它就像是我的故乡一样地亲切熟悉。我在西藏也有很多好朋友，我时常惦念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是幸福和难忘的，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有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观主义精神，所以西藏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愉快的。
1956年，欧阳莉莉（中）和好友李秀莲（左）、许树我（右）在西藏演出途中
由于西藏的特殊位置和特殊情况，所以西藏的制度也和内地不太一样。我们的休假时间很长，每次休假都是三个月，不像在内地，休半个月就得赶快回去了。我们在西藏待一年半之后，就允许休假，回来看看孩子和父母。西藏的产假也很长，内地的产假一般是56天，而在西藏的产假有半年。因为小孩在西藏不易适应，需要哺乳喂养，所以产假的时间就长一点。
所有这些政策上的照顾都是缘于西藏生活的艰苦，高寒缺氧的环境时时刻刻考验着人们，再加上缺少新鲜蔬菜、水果，仅有品种极少的圆白菜、白萝卜和牛羊肉，我们只能吃些罐头来改善生活，连喝的水也只能烧到80摄氏度。我们在西藏工作的时间又比较长，不像现在援藏干部两三年就可以回来了，我们那时一调到西藏，就等于在那儿安家落户了。
我们的大儿子还在北京，那时他才两岁。我们俩都拿着西藏的工资，工资水平要高一点，我们有能力为孩子请了一个四五十岁的阿姨做保姆。中央民族歌舞团给我们留了一间房子，阿姨就带着我儿子住在那里。我几个姐姐在北京，会经常去看看孩子，我在歌舞团的同事也会去帮我看一下孩子。这在今天说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哪个做母亲的愿意离开自己年幼的孩子啊，又有哪个母亲可以放心自己两岁的孩子跟着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块儿呢？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也担心牵挂，但我绝不可能为了孩子放弃工作，这在当时叫“服从组织安排”。
在西藏歌舞团，我还是当舞蹈演员，在当地很快就投入了排练与演出。1957年，我已经代表“西藏代表队”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专业文艺团体汇演”。当时有拉萨、昌都、日喀则、江孜等几个文艺单位，组成了一整台晚会，作为西藏队在天桥剧场演出，并住在东方饭店。
毛主席、彭德怀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全国文艺界的人士，并与我们留影。西藏代表队站在毛主席后面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之后上级领导还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在怀仁堂的演出。因为我们是从祖国最边远的高寒地区来的，所以受到了特别的招待，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当时留影的长卷照片还保留在西藏歌舞团的一位同志手中。
1959年，西藏歌舞团编导创作了一个舞蹈《丰收之夜》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这个舞蹈采用了西藏特有的锅庄、果谐及踢踏等舞蹈元素，表现了翻身农奴丰收后的喜悦心情。从抒情的歌曲到热烈奔放的狂欢，达到了舞蹈的高潮。这支舞蹈被选为优秀节目并拍成电影，收录在《百凤朝阳》舞蹈集锦里，作为最后一个压轴的节目。
中央领导人接见了西藏队的同志，又让我们去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当时张曼茹（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爱人）来我们西藏队即兴排了一个40人的女子西藏弦子舞，她本人也参加了表演。在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出之后，她和我们40个穿着藏族服装的演员被安排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的后面和各界文艺工作者一起合影。
1965年，在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我们在拉萨排练了一个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里面既有朗诵又有舞蹈。这部戏主要表现了解放军如何艰难地修建西藏公路以及受压迫的农奴开始觉醒反抗，最后参加解放军部队，而获得了翻身解放，群众向往着跟共产党走向美好未来的新生活。我在其中扮演了多个角色，演完前一场就赶快退下去换服装，准备下一场。就是这样，通过这个节目，我掌握了更多的素材和技巧，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被正式调往西藏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欧阳莉莉（中）表演《翻身农奴向太阳》中门巴族为前线运送子弹的一段舞
“文革”开始后，我们跟随学习样板戏的大潮也演出了芭蕾舞版的《白毛女》，1971年，37岁的我在其中扮演张二婶，也演过“丫头”。为了排好这部芭蕾舞剧，我开始苦练芭蕾舞的基本功，练足尖立起来跳舞。那时，我也已经接近中年，能否跳好这支舞，我心里真是没底。况且这部芭蕾舞剧既要有形体的动作要求，也要有人物性格的表演，虽然难度很大，但我和我的同事们坚持训练，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1971年，欧阳莉莉（中）饰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张二婶
在西藏歌舞团遇到的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1961年夏季，我曾经被西藏军区文工团借调过去，参加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线的勘察演出。当时他们借了一个舞蹈演员和一个歌唱演员，就我们两个人。军区文工团派的这支小分队加上我在内共有六个女队员，我就住在军区舞蹈队李俊琛（《洗衣歌》编导）家中，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在我的思想中，解放军是崇高伟大的，我能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工作与战斗，感到无比荣幸。我一定要珍惜这段难能可贵的时间，向他们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能得到锻炼与提高。之前我听党课时就写过入党申请书。而通过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我对党组织的追求，因此我再次写了入党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