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到他们那里之后，需要我参加他们好几个集体舞的排练，我也感觉自己的负担很重，开始时觉得有些吃力。因为集体舞是他们比较熟练的节目，而我已熟悉掌握的是尼泊尔舞与维吾尔族两个小型独舞。于是，我就半夜爬起来到教室里去练，以便能跟上白天集体舞的排练。
1961年，欧阳莉莉跳尼泊尔独舞时的照片
第二个故事：军区演出小分队出发后经过了珠穆朗玛峰山脚下的定日、聂拉木住宿。那时虽是夏季，但气候恶劣，长年积雪，途中我们乘坐的大卡车不幸陷入了冰河中。当时西藏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晚上会有带枪的土匪出没。如果不过去，遇见土匪就麻烦了。车子必须经过这条冰河才能过去，当时就有人号召大家推车。我一听说要推车，“好！”我就赶紧跳下去，我是积极响应号召的那种，也挺猛的。那时候西藏的昼夜温差大，水也挺冷的，但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就跳到冰冷的河水里。由于水流有点急，没站稳，一下子就把我冲走了，人家赶快把我给拉上来，还帮我烤火。好多同志都下河去推车，觉得实在推不动，就改变了策略，准备马上离开现场，绕行到目的地。
当时天快要黑了，我们走到一片像原始森林的地方，参天盘结的树木错落有致。我搞不清具体的方向，只得跟在别人后面走，那个路细小狭长，曲曲折折的。有人说：“不要说话！”我们就一个跟一个地走，然后喊口令，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地往后传。沿途我曾经大吐不止，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走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天也快亮了。几乎走了一整夜的路程，这样我们就等于夜行军了。天亮之后，打前站的同志找到了我们，在边防部队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把车子弄到河对面去了。
由于我的表现突出，和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回来后还受到了西藏军区文工团的表扬。他们还给我们党支部写信，建议组织上考虑关于我入党的事。
第三个故事：1966年6月因为歌舞团要吸收新鲜的血液，我和西藏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伍代本从拉萨到江孜、日喀则等地方去招生。我们那时就是搭便车，走到哪个地方，一招手人家就会让我们上去。我们所搭的大卡车在半路上抛锚了，需要修理，正好来到查古拉边防哨卡，在那里借住一晚上。查古拉边防哨卡的战士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知道我们没有吃饭后，人家还招待我们吃饭。他们还有一间工作展览室，介绍并表彰了他们坚守高原岗位的先进事迹。我们俩看到那里的边防战士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全，常年坚守在人烟稀少的边疆，都非常感动。
我们想演出单位肯定到不了这个地方，就跟他们的指导员说：“你们这里很少来演出的，我们俩想表示一下，给你们演节目。”我们就从现有的节目里凑几个民族舞，他单独跳一个藏族舞蹈，我一会儿跳一段朝鲜舞，一会儿跳一段新疆舞。我们两个还合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没有演出服装，我们就穿自己的服装；没有音乐，我就一边唱一边跳；如果累了，我们就稍微歇一会儿，就这样我们至少演了七八个节目。
我们又唱又跳的，那些年轻的小战士都不敢睁开眼睛面对面地看我们。他们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感谢，把舍不得吃的罐头都拿出来招待我们。夜里我一个人睡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躺在一个很大的床板上。我夜里睡不着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慰问信，第二天他们还在广播里念了呢。
当时我只想到怎么样用我们文艺的武器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也没有想到我跳得好不好，或者线条、技术不达标之类的。当时只想到他们生活太艰苦了，文化生活也少，虽然我们也不是名人，但是我们可以用有限的能力，为他们服务一下。他们也很感动，一直把我们送了很远。我想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而我们恰巧遇到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经历。
回内地休整待命
我在西藏期间还经历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59年的西藏平叛。西藏和平解放后，局势一直都不太稳定，有些藏族上层贵族、奴隶主想搞独立，把共产党赶出西藏。1958年的时候，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已经事先知道了西藏可能要发生叛乱。那时候的情形很恐怖，每天都会有人无故消失，整个西藏都是人心惶惶的。我们也非常紧张，但是我们都是有组织性的人，不能单独行动，更不能像现在一样想跳槽就跳槽，那是不允许的，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做。
刚去西藏的头几年，我们的工资标准都比较高，因为所有的供给都要从内地运去，我们在西藏的伙食费每月是80元，而内地每月十多元就够了。我们每个月只发20块银元（当时西藏依然流通银元），可以在街上和商店（有尼泊尔人开的商店）及老百姓那儿买点儿干奶渣、干豌豆及瓶装酸奶等。其他平时所需的日用品，如烟、糖、纸、床单等只能到唯一的国营百货公司购买。到时间先去本单位的会计室开一张支票，然后去百货商店，购买所需物品，把这张支票的钱全部用完。那时基本上一次就买够一个月用的东西，如三条烟、两斤糖、一大捆手纸等，很少有买一点用一点的。因为人民币在当时街上和商店都无法用。百货公司下午5点就关门了，晚上没人敢上街，刚去西藏的时候，男同志都发枪，夜间有值班的。
由于西藏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当时政府提出“六年不改革”的口号，而西藏歌舞团又是刚筹建不久，都是由西藏各地原文工团抽调的骨干、精英集中起来组成的，因此歌舞团不能解散。为了保全实力，就决定全体成员去内地安顿，先去了西安，后又搬至咸阳，附属在西藏公学领导下的独立单位，主要任务是学习、提高，同时也排练演出，等待时机条件成熟后再回到西藏。
正因为如此，我们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改成了学员待遇，每个部门留一名干部，如歌队、舞队、乐队、创研室、演出科等各小单位负责人，原工资不动，其余的全按学员待遇对待，按供给制的待遇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墨水、学习用品、皮棉大衣等。工龄长的发29元，短的发25元。有的两口子都改成了学员，上有老下有小，申请的补助比他们两人原有的干部工资还高。我爱人因为是干部待遇，对我们家庭影响还不是很大，可是其他很多同志由此卖了手表等，来应对这种降低标准的情况。曾经为改成了学员待遇问题，很多同志提出了意见，包括我团领导，但最后还是按西藏公学的决定执行。幸运的是一年多的时间就平息了叛乱，我们都恢复了干部待遇，返回了西藏。
两个小插曲
1958年，我们整个歌舞团都迁到了咸阳，在西藏公学以学员的身份学习，当然待遇也改成了学员待遇。单位里允许部分人在这段期间可以自己去找工作。那时候正好有戏剧学院招生，我就说：“我也去试试吧。”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报了个名。
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都是让考生现场即兴表演有情节的小品。我记得初试的题目大概是让我表演“落榜后的反应”，也就是当别人告诉我，“很遗憾，你没有考上时。”我应该怎么表演。这是一个很短的表演，我表演的是开始很兴奋，看了通知书后就大哭起来。后来初试通过了，就开始复试。复试的题目更难，就是要边做饭边摆弄一堆乱七八糟的毛线，把它们理出头绪来。突然，炉子上做的菜烧干了，着火了，我还要表演把火扑灭的情景。由于我没有这种生活经验，表演得很差，所以就没有被录取。
当时有家电视台正在筹备成立，他们也招生，把在戏剧学院考试进入复试却没能录取的学生都集中起来，要从这些人里选择。他们把我叫过去后，问了一些关于我的情况。他们说：“你喜欢这个工作吗？”我说：“我一直都是搞话剧和电影的，对电视还不太了解。”我当时已经结婚了，也没有很想去电视台，因为我要是去电视台的话，就跟我爱人分开了。电视台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我想如果我决心去的话，人家也会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