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生已经过去77载，回首往事，许多回忆涌上心头。那些经历、那些生活中的人和事都历历在目。
中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化学就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已经选择了未来的道路。而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
留学苏联，成就了我的学习之路。在苏联学习当时先进的技术，在学校用功刻苦，在工厂锻炼实习，这些经历为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而在苏联，与同学、朋友们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永生难忘。50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再次看到同学们的时候，更是感慨万千，果真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共结连理，与立成之间的一世情缘是我最珍贵的财富。从懵懂时代便认识的两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萌生情愫，感情由浅到深，由淡入浓。那些曾经一起的浪漫经历将成为永恒的记忆，那些已经被损毁的信件也会化成记忆终生不灭。
自1959年来到包钢，一直到1977年转调到广西，我在包钢度过了18个春秋，可以说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都留在这里，虽然经历了“文革”的冲击，但是熄不灭我的工作热情，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
调到桂林之后，虽然厂子的初始情况不尽人意，但是好在有良好的环境，多年担任厂长的职务，让我收获了除了技术、知识以外的更多东西。邀请上海老技术工人来厂里工作，搞产品开发，学习企业管理，这些年在桂林的工作生活，让我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更加成熟。
家庭生活和睦幸福，一双儿女都很优秀。虽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学习生活，但是很幸运的是两个孩子都很懂事。从小的这种环境更锻炼了他们的自理能力。如今，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我们作为父母就已经很满足了。
现在的我已经年过古稀，身体也大不如前。但是仍旧能够继续做一些工作，继续发挥一些余热。
人生在世，匆匆不过百年，如果没有充实而富有意义的生活，也就算是白活了。回想我的一生，我很知足，也很欣慰。我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全部的热血与精力、我拥有彼此深爱的妻子、我拥有令我骄傲的孩子、我拥有无数的朋友……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家人
我于1934年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
父亲名叫叶捷三，又名孙仲标。据家里老人讲，祖上是孙姓，从安徽迁到扬州，自我以上8代平民，父亲自幼过继给叶姓人家，故而有两个名字，而我们四兄弟也是两个姓叶，两个姓孙，一个妹妹姓叶。
祖父孙永祯，1942年病故，生前从事手工裁缝。祖母孙蔡氏，1965年脑溢血病故，生前操劳家务，帮助祖父做手工。据老人讲，祖母共生育13个孩子，9个孩子都幼年夭折，父亲是第三胎，故取名“捷三”。大姑母孙仲慧，大姑父龚德智。小姑母孙仲荷，小姑父曾长元。叔叔约二十多岁时病故，未婚。
母亲杨庆云，共生育7个孩子，我是家中长子，老二、老三是弟弟，老四是妹妹。小五、小六在解放初出生，不久夭折。小五是个男孩子，1岁时因流感不治夭亡，小六是女孩子，因母亲外出打工（在南京做奶妈）没有母乳吃，在家里吃米糕，因喂食不当夭亡。最小的弟弟在1957年出生，跟我整整差了24岁。
二弟孙振铎，退休前是中学高级教师，弟媳王淑华，大侄儿孙强从事金属材料技术管理工作，他和小侄儿孙健都已成家，有了下一代。三弟叶振国，退休前在扬州市文化馆工作，弟媳张文兰，侄女叶虹也已成家生子。妹叶振英，退休前在中学里工作，妹夫杨鸿生，退休前从事建筑安装管理工作，外甥杨彤从事建筑技术工作，也已成家，她的女儿已上高中。小弟孙振叶，弟媳陈劼，两人都在职业技工学院当教师，侄儿孙眆晨（奶名咪咪），现正在大学读书。
记忆中的童年是在扬州缺口街、崇德巷度过的。在缺口城门外就是京杭大运河古河道。在日寇侵华期间，我随父母、姑母等从宿迁逃难回扬州时，就是走的这条水路（父亲原在宿迁农业银行工作），在过洪泽湖、高邮湖时夜间遇到风浪，小船险些翻沉遇难，至今还模糊记得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
那时家里吃水就是请人挑运河水回来，再用明矾澄清，可能是因为挑河水比打井水更方便吧。洗衣服也在河边，顺着河边向南走很远，有个宝塔湾，那里河面宽，河岸平，我和弟弟常去捉小螃蟹、鱼虾等玩耍，但是母亲不准我们游泳。
小时候，我很喜欢踢毽子、抖空竹（抖抖翁），和弟弟下象棋和军棋，还玩弹玻璃球和滚铁环等游戏。偶尔爬树爬墙爬房顶，翻筋斗。
记得日本侵华前，祖父是裁缝，在缺口街上开设成衣铺，有时雇有伙计和学徒。沦陷后不久，该店铺被日伪强制拆除。在崇德巷里另有一间房，外屋改作工作间、里屋住人。
1942年祖父因肺病去逝，父亲失业后经商（从江西贩运瓷器）赔本，这屋就变卖拆掉了。对这两处房屋的布置至今我仍记得。在缺口街店门对面有郭家开的炭店、戴家开的米店,还有杂货店、茶水炉、酱园店，邻居有一个大户人家、理发店等，都清楚地记得。现在街道拓宽了，改名江都路，城墙和城门都拆掉了。
学校生活
1939年，我5周岁的时候开始上学，因为年纪小，刚上学的时候还有些胆怯，战战兢兢地，是小姑母送我去上学的。
我在达德小学念小学，在震旦中学念中学，这两所学校都是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收费少，男女分校。达德小学在南河下，城里城墙边，紧靠着教堂。小时候牧师选唱诗班童声时，我没被选上。
当时是沦陷时期，由于日本占领者作恶多端，民间普遍反日，小学要学日语，学生都不好好学，并在背后辱骂日语教师。记得有一位青年教师给我们讲了鸦片战争，使我十分崇拜林则徐，憎恨鸦片和侵略者，印象很深。
上中学时，父亲经营失利，家庭经济窘困，靠典当、变卖家具、衣物度日，母亲还一度放下小妹到南京去当奶妈，所以无力为我交学费。由于我的数学成绩好，中学数学老师杨君荡帮我争取到了扬州慈善士绅（“轩风园”茶馆的老板，听说当时他代交学费的学生有40人）的奖学金，另一部分学费由学校减免，使我能够继续升学。
震旦中学有一座三层楼的楼房，一个足球场，旁边一个篮球场，在当时要算条件很好了。紧靠教学楼外边、足球场旁边，有一个宽大的瓦房会议厅，周一早晨全校师生集合，站在里面开周会，听校长训话。讲台后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像和其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学校师资和教学水平都不低。国语课要背古文；化学老师教背元素活泼性置换表，至今不忘；物理老师教的阿基米德原理印象深刻；数学老师教的三角、平面几何也记得清楚，有浓厚的兴趣。对体育课上教给我们的单双杠和垫上运动，我都很感兴趣，我对体操的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第一次看见的足球赛大概是1945年下半年，从日寇战俘营出来的美国人组成的球队和校队在本校足球场举办的友谊赛。篮球也是这时接触的。
大概在1947年，震旦中学被美国教会接管，所以初中时，我既学过法语，又学了英语。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复杂，校方对学生思想管制加紧，全部初中同学一律都是“童子军”。上“童子军”课，但我们没有做服装和露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