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印象
我们习惯性地把瑶家人的山寨叫做“瑶排”。我们演出队先去了广西南宁，与中南文工团联合庆祝南宁市桂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筹备成立大会的演出。1952年底，我们回到广州过年联欢，1953年初就决定去广东韶关连南瑶族聚居地慰问。
广东的天气很热，我们需要爬到山顶上演出，我们爬的那座山郁郁葱葱，山石林立，有的地方坡度较缓，有的地方山势很险峻。站在山上往远处望去，到处都是苍翠起伏的山峦，仿佛一道道厚实的脊背，宛若少数民族坚韧的脊梁。我们要爬的这座山路程很长，爬山的过程很艰苦，但是想着山上还有那么多热切盼望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大家都有了一种坚强的信念支撑着，根本没有人叫苦喊累。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训练和四处巡演的生活把大家的身体锻炼得很强健，这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少数民族地区的百姓事先已经知道我们去演出的事了，他们都特别热情，对于他们来讲这是难得一见的盛会。我们在沿途的山上都会看见很多穿着民族服装的瑶族同胞，他们头上缠着好几层毛巾，上面插着高高的羽毛。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打着瑶族的长鼓迎接我们，我被他们的举动感动了，从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热情的期盼，仿佛我们的到来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色彩一样。
我们当时还背着行李，虽然已经尽量减轻了，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跋涉，我们也只能走一段，歇一段。虽然我们的行进过程有些艰难，但是并不枯燥，因为沿途都有少数民族群众在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这个小分队也就是二十个人左右，一到山顶上，当地人就马上来迎接我们，拿最好的东西来款待我们。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背来水和粮食，背到山上做吃的招待我们。他们把吃的东西放在几个桌子上，然后热切地招呼我们把东西吃完，眼里流露出自豪欣喜的神色。我们觉得这些粮食都来之不易，每一粒粮食都不能浪费。不像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吃饭吃到一半就扔了，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直到现在，我还基本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山顶上已经看到积雪了，非常寒冷，之前我们一直在爬坡，所以并不觉得冷，但是一到山顶上就觉得冷了，得赶快加衣服。我们感觉到山顶和山底的温差真的很大，下面是大热天，上面却还能看见雪。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两个特别小的男孩子，在那么冷的地方全身光光的，没穿一件衣服。他们躲在人后面，探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人。在山顶上演出时，我们就觉得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真的非常艰苦，我们为自己生活在北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而感到无比幸福的同时，更加有一种要把党的关怀送给他们的使命感。再加上我们曾经学习过民族政策，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拉着他们的手一块儿唱歌、跳舞，感觉特别亲切。我们每个演员，嗓子再不行也会去唱，身体再不舒服也会去跳，条件再艰难也会克服。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的交通不便，常年见不到内地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去慰问他们。这次，我们学会了用壮语合唱《东方红》，他们都听懂了。
当时我们演出的条件很艰苦，演员、布景、道具都没有具体的分工，我们都是一起装台、拆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能女同志体力稍微差一点，干得少一点。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幕布，我们就背对青山绿水演出，大自然的风光更为我们的表演增添了色彩。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对我们的教育却很深刻。我永远记着我们演出时，少数民族地区人们那高兴的样子，他们淳朴憨厚的微笑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现在的“心连心”演出团的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多了，但是对他们来讲也算是艰苦了。我很支持他们能够做这样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也很佩服他们不怕吃苦的精神。
我的爱人曾多次深入苗族地区，既作曲又作词，也参与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成立的建政工作。在贵州苗族地区的人觉得留着胡子的人好像是个老人，学识渊博、经验丰厚，因此他们对留着胡子的人都很尊敬，所以我爱人就留起了胡子，颜色却是红色的，不是黑胡子，满脸的络腮胡子，不太好看。1953年3月，我们演出小分队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在贵州和他们汇合，进行集中休整。很多人都要我让他把胡子剃掉，说他看起来跟个老爷爷似的，我笑着说：“他的事我不管！”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工作的。
在贵州台江的时候，为了参加第二天庆祝苗族台江自治县政府成立大会，我爱人连夜即兴创作了一首曲子，白天他们马上就突击编舞、排练，很快就增加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苗族花衣舞》，是表现刺绣的。苗族姑娘一生当中只绣一件衣服，作为陪嫁，这也是他们的习俗。《苗族花衣舞》就正好表现了少女将要出嫁时的那份羞涩的喜悦和对绣衣的欣赏，曲调清新明快，舞姿优美灵动，恰似向别人诉说着少女内心深处流动的脉脉温情。这支舞蹈演出之后，大家都感受到了舞蹈要传递的感情，所以深受欢迎。同时，我团其他同志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也创作了《苗族婚礼舞》、《西山谣》等优秀节目为群众演出。
瑶族印象
1952年，欧阳莉莉（左二）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时苗族打扮
当时我和我爱人并不在一个队，所以他的事情我并不太清楚。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云贵川地区演出，1953年春节前后，我们在贵州会合过一次。我和爱人见面之后的表现也很自然，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浓情蜜意地表现很明显。大家都是出来做革命工作的人，不会考虑太多的儿女私情，即使相互思念，也要把这种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过，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我们是夫妻，又是新婚出来的，所以就给我们一间屋子，让我们团聚一下。类似的情况以后也出现在云南集中时，也是组织上照顾，给一间屋子让我们团聚。
我们到边疆地区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去的，通过在边疆地区的演出，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活感受。通过这些实际生活的感受，创作人员有了创作思路，可以创作出能够表现少数民族自己的东西了。参加这种特殊的表演，除了生活上给我教育之外，在以后我表演民族舞蹈的时候，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感情了，这就是所谓的耳濡目染吧。我们演出队先后参加了朝鲜族扇子舞、彝族“阿细跳月”、新疆维吾尔族手鼓舞、瑶族长鼓舞、黎族舞、苗族花衣舞、汉族红灯舞等节目。在瑶族山顶用壮语唱着《东方红》时，我止不住留下了眼泪，想到瑶族同胞这么艰苦，深感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坚定了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决心。
1953年秋，中央紧急调令：去西南各队成员提前赶回北京休整，于年底奔赴朝鲜，参加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演出。遗憾的是那时我已怀孕，未能去成，只好留在北京。
1954年的休整
经历了一年多的边疆巡演，我的思想升华了很多，我不再只看到我眼前的这个小世界，我不再只想着自己身边的亲人，我要为更多的人带去欢乐，我要把党的关怀洒向四面八方。
1954年6月，我坐完月子在民族歌舞团进行休整，这给我专心练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众所周知，像我们舞蹈演员，每天必须练功，差不多要练一个多小时的基本功。练功的时候，有钢琴老师伴奏，我们练功的程序是扶在把杆上练到脱离把杆加技巧，然后再进入正常的排练节目。当创作出一个新节目的时候，就会挑选表演该舞蹈所需要的演员，有节目的演员就接着排练，没节目的演员就自己做安排。我们的生活不是集体的，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但是练功、开会、政治学习都属于集体一起参加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