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在云南巡回演出集中的时候，怀上了我的大儿子，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时候坐大汽车，我总是吐，还以为是晕车。当时，我的表演节目很多，有时也会随时增加一些新的节目。有人不能表演的时候，别人就跟我说：“她上不了了，你来吧。”然后，我就上去表演了，我没有想到自己怀孕了。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反应越来越明显，在一次体检中，才查出我怀孕了。
那时我们接到紧急任务要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演出任务，不久大队人马就要赶回北京。我们团正分几个队完成最后阶段的工作，在去西康队之前进行体检，有高血压等病的人不能参加，这样就有部分人留守，我也在这个留守队。我非常遗憾未能赴朝，而利用休息的时间回了一趟上海探亲，在北京等待大家的归来。
我是在云南怀上的大儿子，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与云南傣族有关的名字。云南有一种大青树，叫盾宏。大青树枝干粗壮、树冠宽广、叶子茂密，云南傣族很多地方都会看到大青树。大青树已经是傣族的民族文化之一，酷夏时，人们可以在大青树下乘凉，或者编织竹篓、修理农具，树下随处可见追逐打闹的孩子，它是吉祥的象征。那时候我们就说：“就取这个名字吧。”于是，我大儿子取名为“葛盾宏”。后来又改过几次，就改成了现在的葛洪，比以前省事了。他还用过“欧阳盾宏”这个名字，反正我们家里也没说孩子非得姓葛，因为“欧阳”比较好听。
1954年，大儿子出生后，我除了工作还得给孩子喂奶，那时候给孩子喂奶一般会喂到半岁或者一岁，只要我不出去的情况下都得喂。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的确给我造成了一些困难，我不禁感到有些吃力。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摆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工作。当时绝对不可能因为有了孩子就不去工作，有了孩子找保姆看，或者让家里人看。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北京休整，时间相对充裕，我还能照顾儿子。这是我和小小的儿子相处的一段很宝贵的时间，不久我就要离开那个肉嘟嘟的小家伙，重新到边疆演出了。
1954年，欧阳莉莉（20岁）在大儿子满百天时，同爱人葛敏（30岁）与母亲（60岁）合影
1955年，我到了新疆，那时候我妈妈也不在我身边，我们就给儿子请了一个四五十岁的阿姨，照顾他的生活。这时候的父母都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能舍得把只有一岁多的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呢？也许，那时候我们都以工作为重，无法过多地顾及自己的家庭。我大姐和四姐在北京，会抽空去照顾一下我儿子，还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同事们也会帮我看一下。就这样我带着对儿子的千般不舍，还是踏上驶向远方的火车。我觉得这是我对大儿子的亏欠，在他最需要母亲那温暖的怀抱时，我却没能满足他。
不管是我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的心里都想着儿子吃得好不好，有没有长个儿，晚上听不听话……作为舞蹈演员每次登场时，都要把自己最兴高采烈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可是在我心底却埋藏着很多的牵挂和忧思。
终于可以回家看孩子了，邻居们就跟我说阿姨向他们诉苦，说是小孩调皮。当时我儿子还小，也就不到两岁，还不懂事。阿姨出去干活儿的时候就把他锁在屋里，那个年代还要在屋子里做饭，屋里堆满了煤球。等阿姨回来一看，锅里全被我儿子扔满了煤球。那个小家伙确实挺淘气的，他就想：“谁让你把我锁在屋里的，我就不让你吃饭，就给你扔上煤球！”有时候家里来客人了，带来的一些东西，我爱人都放在一个高柜子上，他不想让小孩子一次吃太多的零食，那样对他的成长不好。我儿子个头还很小，怎么努力都够不到，那个小家伙也挺聪明的，他就跑到外面叫别人给他拿下来。
我们一去新疆就是8个月以上，实在是没办法管孩子。那时小孩子两岁半就可以上幼儿园了，我就把儿子送到了我四姐单位附近的幼儿园，那个幼儿园比较好，被评定为“红旗幼儿园”。他们的教育都是正规的，礼拜天四姐就把我儿子接回她家，母亲也帮忙照顾一下。四姐家住在灯市口的史家胡同，当时距幼儿园也就几站地，接送起来比较方便。四姐的儿子比我的儿子小一岁，和我儿子在同一个幼儿园。有一次，我儿子没事的时候，就悄悄带着他的小弟弟跑回家里来，这都是我儿子干的好事！这下闯下了大祸，两个孩子都不见了，幼儿园打电话四处找。我四姐也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当时我四姐家有两间屋子，我儿子他们就躲在其中一间小房子里玩，一听到动静了，就藏到床底下。所以，我四姐当时也没能找到他们。
我的大儿子
1959年，葛洪5岁时留影
由于我儿子非常淘气，再加上幼儿园管理较为严格，没办法，我只能把儿子送到了另一家“六一”幼儿园。那个地方特别远，有专车定点一个礼拜接一次，我大姐经常把他送到在指定的地方，又在指定的地方接他回来。我儿子虽然淘气，但也没有犯大错误，他就属于那种太自由的人，从小就没有家人拘束他。我们都在西藏，不在孩子身边，母亲也考虑这一点，所以就对他非常地溺爱。
我在西藏工作的时候，每个月都把工资寄给我母亲，以解决孩子的伙食费和上学的费用等。我们远在西藏，所能做的也只是这些。儿子上完幼儿园后，就进入芳草地小学学习。芳草地小学主要为了照顾外宾和驻外干部子弟设立的，因为我们在边疆，也属于被照顾的范围。我儿子在芳草地小学住校，一个星期回来一次。这样，他的学习只能靠学校了，家里人也就是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给做点好吃的。我母亲虽然有一点文化，也就是三四年级以内的文化知识可以辅导一下，再大了就辅导不了了。四姐也仅限于去开一下家长会，了解一下他的学习情况。我们在西藏，就更顾不上他了。儿子在学校的表现，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希望他不要再像小时候那么淘气就好了。
“文革”一开始，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受到冲击，年迈的母亲也无力照顾两个孩子，我们就把他和小儿子接到了西藏，让他在西藏接着上学。他胆子挺大的，什么都愿意接触，什么都玩，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校参加了红卫兵，当了个小头头儿。对于儿子的这种性格，我没有过多地干涉，我的工作也很忙，没有太多时间顾及他。那时候我们住在策木林，连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还有很多地下室，而且地下室里还有很多书，他们红卫兵就都给翻出来了。像这种类似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很多，这种事情也没少干。他虽然淘气，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都还挺强的，问题就是他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约束，这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1972年底，我们从西藏调回北京后，大儿子也回到北京的一所高中上学，上完高中后就参军了。他不爱学习，参军对他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也想通过部队的管理好好教育一下他。他参加的是海军，在浙江东海舰队当气象兵，三年后复员回到北京。由于当时北京实行“对口分配”，他就被分配到国家气象局工作。在气象局的工作比较轻松，也很适合大儿子的性格。可能是工作后觉得文化知识重要了，他就开始自学。他自学了两个专业，并通过了成人高考。一个是计算机应用专业，获得了大专学历；一个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获得了本科学历。现在是电子工程师和高级音响师，负责管理气象会堂，经常承办大型的会议。虽然他小时候比较顽皮淘气，但是今天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