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欧阳莉莉的大儿子葛洪和大儿媳张灵梅
我的大儿媳妇是“六一”幼儿园的老师，现在也是“老”老师了。她长得很漂亮，气质也很好，能够娶到这样的儿媳妇，我也很满意。说起他们两个的婚姻，还真是挺巧合的。我大儿子曾在“六一”幼儿园上过学，长大之后回去了一趟，一些年纪大的老师还能认出他来。一提起葛洪，他们印象都很深刻，有一个老师还说：“葛洪虽然调皮，但是懂得尊敬老师，哄得老师们很高兴。”后来我大儿媳妇一到“六一”幼儿园，这个老师就把她介绍给我大儿子了。
我大儿媳妇的父亲是军人出身，现在在国防大学工作。我们和大儿媳妇的父母也常走动，大家有时间会在春节一块聚一下，交流一下感情。自葛敏去世后，老人之间的走动少了点，只是孩子们之间经常相互看望一下。
我大儿子的女儿比我小儿子的女儿小，我大儿子在海军部队当过兵，就给我的小孙女起名叫“海娜”。小孙女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工作了，很少让家里人操心。我们家的家庭环境很好，过去时常举行一些小型家庭联欢聚会，儿子、儿媳、孙女们都会回来，这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现在仍保留了生日与节日的聚会。
不满周岁得病的小儿子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愿意替他承受痛苦；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他最无助的时刻守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但是，这些都是无谓的痴想，我已经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我的小儿子，那个坚强得让人心疼的孩子，那个不到一岁就患有小儿麻痹的孩子，已经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53个春秋。这53年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周围热心人的帮助，他战胜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而且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硕士毕业以后，他一直在大学从事编辑工作，现在已经是副编审了。他步履艰辛，漫长的成长之路上洒满了他努力的汗水和血泪。如果，我现在还能为他做点什么的话，我想对他说：“儿子，妈妈为你骄傲！”
1958年11月初的时候，我在西藏公学期间生了我的第二个儿子。小儿子出生在西藏动乱时期，那时我们西藏歌舞团都暂时迁到了陕西。虽然小儿子的出生地是陕西，但是那时候整个户口统一调动，我们都填写的北京。小儿子出生五个月后就回北京了，因为我从1959年元旦、春节开始总是有演出，所以不能照顾他。这样一来，小儿子吃奶的时间也就只有五个月，还比不上大儿子。1959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几个月大的小儿子，又是靠什么度过那段物质极其匮乏的时期的？现在想到这些，我都感觉到对不起他，当然更要感谢我的母亲和姐姐，在她们的照顾下，我的儿子才能够健康成长。
小儿子叫葛小冲，以前的时候叫“冲冲”，这是个与西藏有关的名字。虽然我不是在西藏生的他，但是那时我已经在西藏工作了。“冲冲”就是天上飞的仙鹤，翻译过来就叫“冲冲”，也是吉祥长寿之鸟的意思。巧合的是，他的名字是西藏歌舞团一个藏族舞蹈演员给取的，那个舞蹈演员女儿的名字是我爱人给取的，叫兰花，而这两个孩子都得了小儿麻痹症。我小儿子不到一周岁就得了小儿麻痹症，那个女孩儿得这个病的时候比他大一点。
1959年，欧阳莉莉与家人的合影（左起；欧阳莉莉、葛小冲、母亲、葛洪、葛敏）
小儿子得病的原因是这样的：他出生于1958年底，到1959年底正好是一年。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要照顾两个孩子，我觉得母亲的年纪也大了，不想给她添麻烦，孩子平时能搁托儿所的就搁托儿所。按说我小儿子的年龄不够，他还不到一周岁，但是我大姐家所住的胡同外有一个街道办的托儿所，我们就把他送到街道托儿所，这样离家近一点，方便照顾。只不过，小儿子还是住在托儿所，每个礼拜回家一次。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小儿麻痹症的预防药，有一次小儿子发烧了，托儿所在没有事先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当一般的发烧感冒给他打了一针，这样一来反而误诊了，耽误了治疗的时间。其实，小儿子当时已经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托儿所里的老师们说托儿所里曾经住过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那个孩子住过的床消毒可能不太严格。就这样，我小儿子就得了这个病。
当时我们在西藏，听说他病了，一个人躺在小床上，还发着烧，烧的时间长了，所以两条腿就烧坏了。那个小家伙才一岁大，没有父母在身边，要住在托儿所，生病了还要一个人躺在小床上，想想都觉得心酸。我们知道后，心里很着急，可是也不能为此专门回去。我们就赶紧给他联系儿童医院，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疗。小儿子在儿童医院待了半年，又给他泡，又给他按摩，也没见好转。那时候还没有在医院住那么长时间的，我们想无论如何也要给孩子治好，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无奈的补偿。给小儿子治病的花费很大，幸好我们在西藏的工资相对较高，还可以负担得起。我们这辈子都没有申请过补助，只要是自己能够克服的困难，就坚决不给国家添麻烦。
一开始，我们不在小儿子身边时，都是由我母亲照顾他，母亲为此受了很多苦。刚开始母亲也总是抱着他到护国寺附近的中医医院去扎针灸。试想一下，一个年迈的老太太，带着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往来于求医的长路上，那是怎样的一种心酸！作为女儿，不能让母亲安享晚年；作为母亲，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我感到无比的心痛！那时候我小儿子才一周岁，母亲还抱得动他，一老一小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那段漫长岁月。后来为减轻母亲的劳累，就改成请医生到家中做针灸了。
我们在西藏工作的工资还算可以，每个月都会给母亲寄一百三十多块钱，这些钱差不多可以负担家里的日常开支。虽然经济上比较宽裕，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可以用钱来弥补的，比如说母爱，比如说健康。那时我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住在一间屋子里，与四姐的孩子相比，她比较倾向于呵护、偏爱我的孩子，因为我们都不在孩子身边的原因吧。当时小儿子走路还挺困难的，需要扶着墙走，有时候还会摔跤。那时他住在我四姐家，也就是人民艺术剧院里面。当时挖地洞，有个大坑，他还曾不小心摔到坑里去了。道具组的人看他走路困难，就给他做了一副木头拐杖。从此，我儿子就拄上了拐杖。
不满周岁得病的小儿子
那时候家里有我们的照片，母亲经常指着照片跟孩子们说：“这是你妈妈，这是你爸爸。”所以孩子们对我们有印象，当我们休假回去时，他们还能喊“爸爸妈妈”，但总是半天才喊一句，跟我们很陌生。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也很多，有的父母都为此很伤心，因为回去后，孩子都不认识他们。看见长大的孩子们，我心中的喜悦难于言表，我小心翼翼地试着跟他们接触、交流，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看着孩子们亲昵地偎依在我身边的样子，我也总是想，如果要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啊！他们想念爸爸妈妈，我们也想念孩子！但因为高山缺氧，在西藏生活的孩子成活率很低。父母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也不能放下工作照顾孩子，就只能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保姆和孩子之间毕竟没有那种亲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疏远。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难免会感到孤独和缺乏安全感。幸好有我的母亲和姐姐帮我照顾着孩子，不然我心里对孩子的亏欠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