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叶民满周岁后送幼儿园，不到3周岁时，有一次晚上从幼儿园接回后突然拉肚子，刚抱上床就说：“又要拉了。”折腾了一个通宵，但是他不哭不闹，表现得很坚强很懂事。刚开始吃四环素，没有效果，快天亮时马上给改吃了土霉素，才止住拉肚子。叶民还经历过一次不明原因的高烧，到医院儿科病房住院，躺在小床上，在脑门上静脉血管输液，非常乖，也不哭不闹。到5岁以后，病就少了。
我们家里小人书特别多，小人书是当时流行的儿童读物，我跟立成看到好书就买，邻居小朋友们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看书。叶民还能把自己看过的小人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小朋友们听，小朋友们也喜欢听，所以叶民、葆青的小朋友很多。
叶民在幼儿园五园学习，文化课学得很好，是给小朋友讲故事的能手，唱歌跳舞，很是活泼，念大班时老师常让叶民给小朋友讲故事，教算术，当小老师，所以老师特别喜欢他。这期间有邻居小朋友提前上学了，叶民羡慕得很，也渴望上学，好在赶上学制改革，春季班改回秋季班，1973年上半年叶民就插班一年级下学期，赶上正常学制。
在包钢十八年
离家不远就是包钢九小，教学质量好。后来葆青也是在这里上学的。我们一栋居民楼里有好几个孩子，他们一起去上学，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做作业，每个孩子的脖子上都挂着大门钥匙。
叶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家里不多的几本藏书，《马克思传》、《钢铁怎样炼成的》等厚本书，叶民在小学期间就全部读过了，还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叶民在10岁左右就学会骑自行车，开始是站在脚踏上跨档踩，后来能坐在立成的二六女式车上骑。
一年夏天的星期天，刚下过一场雨，马路上还有积水，孩子们高兴得都去趟水玩，叶民和一些大孩子们跑在前面，3岁的葆青不声不响地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九小附近的十字路口，突然看不见哥哥们了，叶民不知道葆青跟着，不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发现葆青不见了，立即发动全楼的小朋友们分头去找，终于找到她正在另一栋和我们家同样的楼前哭，原来她找错楼了。
叶民上小学后，当年放寒假期间，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积肥任务，和要好的同班同学陈明多次拉着筐到马路上去拾马粪，有一次为了多拾一点，他俩越走越远，拾了满满一筐，找窍门从路的冰面上滑行，拉了几个小时才到家。回来后，冻得够呛，陈明问立成：“阿姨，我的耳朵还在吗？”
还有一次在暑假，学校组织学生乘卡车去喇嘛庙郊游，叶民画下了地图，后来他拿着自己画的地图，和同学陈明二人步行去喇嘛庙游玩，结果迷路了，好在有好心人把他们带回昆区，当天回家很晚，我们都很担心。
葆青是6岁刚过就去上学了，是班里个子最小的，十分讨人喜爱，站队做操踏步走，一甩胳膊，头一歪，那种神态，映在脑海里实在忘不了。在学校里，有同班同楼的王钢护着，更有哥哥叶民当后盾，不让其他同学欺侮。
我们在包钢工作期间，很少和在外地工作的老朋友联系，但和在内蒙工作的老朋友联系还较密切，如原华东团工委的老同事金汇蟾夫妇住在包头市青山区，几乎每年春节我们都要聚会一次，他们到我们家的次数居多，我们去他们家的次数少些。另一位原华东团工委立成的好友刘毓瑶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工作，我和立成曾利用假期带着3岁的葆青去看望过刘毓瑶、张衍达夫妇一家，在他们家住了好几天，刘毓瑶特别喜爱葆青，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就缺女儿。刘毓瑶的侄女朱琳当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锻炼，曾多次到包头我们家，她也特别喜欢叶民和葆青，她返回北京工作后，至今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
1977年初我们离开包钢时，叶民读到五年级上学期，葆青只读了一年级上学期。
参加劳动
“文革”中流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排名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也是需要加以改造的对象。
1968年，厂里除少数工程技术人员留守岗位外，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都被下放农场劳动，农场在包钢厂区南面，离包钢黄河水源地不远了。在农场期间我曾到黄河水源地参观，这是抽取黄河水初步澄清处理，给包钢供应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设施，地处黄河边，河南面有一个大土包，据说是昭君墓。
我们在农场干一些简单的农活，食堂的伙食也由下放劳动的干部承担。住在几排平房里，每个房间一个大通炕，睡七八个人，厕所在外面，露天，井水现打现用。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中午，天比较热，我躺在凉炕上睡着了，醒来就起不来炕了，那一天是星期天，农场人很少，幸好厂宣传干事老余发现了，扶我到一位锻工老师傅的住处，取了风湿药酒一碗，用火柴点着烧热吹灭后，让我趁热喝一半，趴在炕上，把另一半泼在我腰部按摩，然后用皮袄盖着捂汗，不到半小时真出汗了，腰就能动了。他们两位都是东北人，深知睡凉炕的利害和及时治疗的方法，不然就麻烦了。
我在农场劳动，虽离家比较远，但也不允许每天回家，只允许在星期天请假。立成每天要参加学习班，家里主要靠多病的岳母照看叶民，这样在农场呆了8个月。
后来军管会考虑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到车间在工人岗位上劳动改造，因而在年底我回到铸铁车间熔铜组劳动。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年轻力壮，不在乎，而好处是可以正常上下班，方便照顾家庭生活。
铜炉是坩埚地坑式熔炉，是一种原始的熔铜方法，劳动强度大，温度高，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加料出炉要全身透汗四次，这就是冶炼工。另有单相电弧炉，是现代化的设备，除装料、出炉外，劳动强度不大，一般安排老工人操作，像刘师傅已经五十多岁了，原来是班长，后来让位给年轻能干的小孙，操作仍旧以刘师傅为主。
我在这里干了3年，一直到1971年，和工人们真正打成了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铜炉组有8个人，除前面提到过的人外，还有韩师傅、老余等，其中骨干是鞍钢调来的老工人，也有一部分是1958年前后新招的合同工。他们是一群诚实肯干的能工巧匠。
1976年是多灾的一年，先是1月8日周总理病逝，发生了“四五”纪念周总理的重大事件；唐山大地震伤亡那么多人，包头也惊慌了一阵，各家在马路边空地上搭起了临时的地震棚，我们凑热闹也搭了一个，还住过几天；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
毛主席逝世时，我正在固阳县的农村支农干活。内蒙古的农村地阔人稀，大片地种荞麦，这是一种耐旱低产作物，销往日本。农户养的鸡很多，散养，即早晨放出去，自己找食，晚上自动回窝。鸡窝很大，上下两层，鸡窝门关得严，防止黄鼠狼祸害。
在包钢十八年
离别包钢
1977 年2 月，包钢机总厂技术科欢送叶振声（第二级台阶右一）赴广西
1977 年2 月摄于包钢办公大楼前, 包钢政治部宣传处全体同志欢送汪立成（二排中）
“四清”和“文革”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1974年流行一个说法：“包钢建设20年，投资20亿，年产20万吨钢”。据说当时包钢有三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是外地人。当时有一些单位到包钢来调技术骨干，所以造成了人心思迁的态势。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动了调离包钢的念头。